“黨”是所有權力的最終發源地和掌管人。在今天的中國，當到了必須指出問題的根源時，人們往往在走投無路之下隻好用“行政”來指代“黨”。這就是中國的國情。這就是中國人的無奈和悲哀。
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雜誌在頭條位置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韓水法的文章，題目是“世上已無蔡元培”。文章就北京大學的改革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發出了感慨：“世上已無蔡元培！我們怎麼來麵對今天中國的大學改革？”
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的蔡元培和今天的大學改革有什麼關係呢？韓水法先生說，這是因為“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這個“高峰”，簡單來說，就是蔡元培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裏提出的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第二，大學應當有思想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社會政治環境。毫無疑問，這三項基本原則中，沒有一項在今天中國的大學中得到了實現。韓水法說，“如果蔡元培被視為中國現代大學的象征，那麼這三項基本原則就是這個象征的實質意義。就如蔡元培無法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長一樣，中國大學也無法繞過這三項原則而完成其現代化的改造。”
這就是說，今天的中國大學盡管在外表上辦得轟轟烈烈，和外國大學有形形**的交流，每年培養出數十萬各種學位的畢業生，但在實質上並不是現代化的教育機構。
這裏的“現代化”指的就是大學相對於政府和各種權力集團的獨立和自由。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之後，中國高等學校在名稱和學科設置方麵有了大學的形式，大學成了法人，在課程開設，人員調配、職稱晉升、經費開支等方麵有了自主權。但這些改革和變化並沒有改變大學在實質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門”一個下屬機構的性質。
這一點在大學權力的來源方麵體現得最為清楚。中國大學的校長不是選出來的，而是“行政部門”任命的，用韓水法的話來說，“校長是指定給大學的”。這種任命和指定就決定了大學校長和管理部門不會有實質性的獨立。大學校長沒有獨立地位，大學的教職員更沒有權力參與管理，韓水法說：“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學裏麵，不要說全體教師，就是教授也沒有決定基層學術單位重大事務的平等的權利和權力，更沒有保障這種權力和權利的製度和程序。”在新出台的北大改革方案中倒是有一個教授會議，但它隻不過是一個谘詢機構，並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就象政協一樣，是一個用來在大學中顯示“民主”的花瓶。
韓水法先生的文章對今天中國大學之所以稱不上是“現代化”的教育機構、離蔡元培當年的理想和實踐更相差十萬八千裏作了細致生動的描繪和分析。但文章是在中國國內的雜誌發表的，因此和很多類似文章一樣，讀者會發現如果一個關鍵詞在文章中出現的話，那麼文章可以更直截了當，更具有現實意義。這個關鍵詞就是一個字：黨。在文章中，韓水法先生使用的是“行政部門”或“行政機構”。但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中國並沒有獨立的“行政部門”和“行政機構”。“黨”是所有權力的最終發源地和掌管人。在今天的中國，當到了必須指出問題的根源時，人們往往在走投無路之下隻好用“行政”來指代“黨”。這就是中國的國情。這就是中國人的無奈和悲哀。
那麼，為什麼有“黨”就沒有大學的獨立呢？這是一個在每天的生活中如此習以為常，以致於很多人常常根本就不會去注意、更不用說思考的問題。“黨”在大學中建立各級組織，任命各級人員，管理各種學術和非學術活動，審定教科書，在政治上篩選學生，在校園中享有發展黨員的特權，在學生畢業時根據他們的政治表現去推薦或安排工作單位。更不用說那些控製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活動。總之，“黨”如影隨形，和大學製度、大學管理和大學生活的方方麵麵密不可分。
除了沒有使用“黨”這個關鍵詞，韓水法先生的文章可以說是對今天中國大學表麵繁榮的深刻批判。所謂“世上已無蔡元培”，指的是產生蔡元培這樣偉大的教育家的時代環境是今天中國的政治環境所不許可的。如文章中所說：“真正的教育家在那個時代是可能，是有其產生的氣候、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的空間的，”因為“即使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從總體上來說，大學依然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換句話說，蔡元培的時代比今天的中國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民主、更廣泛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