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
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
所謂民族屠殺，是以一九七五—七八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四十萬到有所誇大的三百萬。一般認為，一百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七百萬到八百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一百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把柬埔寨的這段曆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二萬越南裔全部死亡，四十三萬華裔死了二十一點五萬，一萬老撾裔死了四千，兩萬泰裔死了八千，二十五萬伊斯蘭教徒死了九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饑餓與革命》，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製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一九七五—七九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規模的強製性人口遷移。一九七五年四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裏將全部城市人口強製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饑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劃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幸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製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宣布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一九七七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２１，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曆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嚐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和英薩利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五十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製還是君主製？》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一九七Ｏ和一九七一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後係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隻重複實踐由中國和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一九七三年五月開始，在柬共控製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製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製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製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製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製等等。
從曆史的演變來看，一九七三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折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製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製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麵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製，“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了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製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曆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準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一九七七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曆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當一九七五年九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製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製度比中國人的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