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曆史，就會發現早期中西文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古中國文明是以農耕文明為主的，古希臘文明則是以商業文明為主的。中國黃河長江流域多河泛平原區，其地形條件是有利於農耕的，而南歐則多山地丘陵區，其地質特點不具備定居農業的條件，南歐人隻能將目光投諸海洋，環地中海周圍的海洋資源和貿易資源成為爭奪的焦點。因此，在西方人的觀念當中，幸福來自大海，來自貿易和征服，以雅典城邦為代表的殖民和貿易擴張就是典型。我們從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神靈體係中就可以看出，海神波塞冬在諸神的地位中是顯赫的，僅僅次於宙斯。
農耕文明畢竟是一種相對穩定和安全的文明樣態，古代中國人也自然地選擇了這一種生存方式，但這並不等於說古代中國人對海洋是輕視的，是漠視的。其實，殷商的建立者正是一支發軔於海洋的部落，殷商是九夷當中的一支，他們擅長於航海和貿易。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殷人在取得政權後，本能地選擇了農耕生活，逐漸放棄了海洋生活。但從他們占卜的器材——牛骨、龜甲等，可以看出，他們依然對大海有著天然的崇拜，在重大決定麵前，是龜甲為他們導航。
敬畏大海，是古中國人的長期的基本的心理基調。我們從精衛填海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大海始終是作為一個障礙而存在。這種心理基調一直持續到唐朝，唐朝有嚴格的出海令，公使容易獲得允許，而民間則很難拿到出海通行證。
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海上交流實際上也是從唐朝起開始繁榮起來的。不過，唐朝的海上交流主要側重於海上文化交流，雖然也有海上貿易，海上絲綢之路也初具規模，但總體上有限。唐朝的海上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事件應是日本派來十幾撥遣唐使團訪問中國，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絢爛的篇章，也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我們本書中所提到的鑒真大和上東渡傳法的故事，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展開的。
宋元時代的海上交流則側重於海洋貿易。宋朝國力積貧積弱，傳統的農業稅收已經不能有效地維持政府的運轉。尤其是南宋時期，朝廷偏安一隅，南方富庶，必然要重視商業以增強國力，對抗北方金和蒙古的威脅，於是他們將目光轉向海洋貿易。到了元朝時代就更不必說，元朝致力於建立一種“世界秩序”，後人甚至把元朝所建立的世界格局稱為“現代世界的雛形”。因為蒙古人的生活必需依賴交換，所以他們天生不排斥商業，他們建國初期向西擴張就是為了打通商路，待到政權鞏固之後，陸上絲綢之路自不必說，海上絲綢之路也更加暢通。海洋貿易逐漸繁榮起來，與之相關的對於季風、洋流和潮汐的考察也逐步成熟起來。
明清時代的海上交流則側重於政治和軍事兩方麵。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鄭和下西洋，中國的海上政治和軍事並不以侵略和掠奪為目的。中國最早發明了羅盤指南針，奉獻給了世界的航海事業。最早發明了火藥，甚至在南宋和元朝時期都有所使用，但中國並沒有用這些殺傷性極強的武器去敲打其他國家的大門。明朝中後期，沿海一帶倭患嚴重，國人反而變得保守起來，不與人爭。後來滿清入關，中國的封建王朝達到頂峰，人力物力財力也達到頂峰，產生了“天朝上國”的夜郎自大心理，最終釀成幾百年的閉關鎖國。乃至於在14、15世紀世界格局發生了重要轉變的時候，錯失了與世界爭鋒的最好時機。
我們在本書中將鑒真作為一個海洋人物看待，是因為他的六次東渡的故事是和海洋緊密聯係著的，他是一個跨海文化傳播大使。他去日本的目的雖然是弘揚佛法，但他同時帶去了中國的建築學、書法、中醫、雕塑術，這些都對日本的文化和生活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日本人稱其為“天平之甍”，意思是日本天平時代的文化屋脊，由此可見對鑒真的認同度之高。
唐玄奘和鑒真兩人同屬於盛唐，唐玄奘的貢獻是輸入型的，從西天取到了真經，建立了唯識宗；鑒真的貢獻則是輸出型的，他將佛法傳到海東，建立了日本的律宗。
當初，佛教傳入日本才不過百八十年，還沒有形成正式製度，一切混亂不清，完善的戒律根本就不存在。日本很多人可以自度成僧，導致 “私度僧”十分泛濫。很多百姓為了逃避課稅，紛紛躲進寺院做個假和尚，等收稅的人走了，又“還俗”了，這樣就導致日本出現了田莊大麵積荒蕪。還有一些假和尚，白天道貌岸然，晚上花天酒地，道德嚴重敗壞。於是，當政者決心按照大唐的受戒規則來約束僧侶，沒有正式受過戒的，就不具備僧侶的資格，這就需要有個精通戒律的大師來日本傳法。這樣就有了日本僧人赴唐尋僧，鑒真大和上東渡傳法之事。
當時，日本派出過十幾撥遣唐使，很多使船都不幸遇難。海洋簡直成為一個魔咒，“滄海淼漫，百無一至”是兩國海上往來人士的真實寫照。雖然海途凶險，但並沒有阻礙日本僧人赴唐求法的意誌，也沒有阻擋鑒真大和上東渡傳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