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繼續談下去，李欗也發現了劉鈺已然不甚關心他對經濟的討論和解釋。
話已經說到這，反倒是李欗嚐試著旁敲側擊了一下。
但他旁敲側擊的方向，角度卻略有些刁鑽。
“之前多有傳聞，說本朝之前先定羅刹、後平西域，而後伐倭、下南洋。所為者，漕運也。”
“國力有限，必有先後。北方自先秦一來，兩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後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無患，方可改海運、廢漕運。”
“自明以來，多有人言：治黃，必先廢漕；保漕，必要禍黃。”
“及至漕運已廢，最終方知，原來國公所做之事，皆為治黃。”
“是以，多有人言在國公看來，這治黃乃是今後朝廷的頭等大事。”
“卻不知國公以為，若這治黃為頭等大事。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這話，問的聽起來很是尋常。
隻不過劉鈺心知肚明，這話問的一點都不尋常。
他說治黃為頭等大事，問修路能不能排到僅次於治黃的地位。
這不是關鍵。
關鍵是前麵那一大堆的前綴。
即為治黃所做的各種準備。
在此過程中，外部的敵人被碾碎、內部的反對派被壓製、甚至於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種鎮壓。
就李欗說的從一開始北征羅刹開始算起的“為治黃河做的準備”中，可是把鎮壓鹽工起義、屠治淮阻礙士紳、鹽政改革強行收回鹽戶對草蕩的使用權等等一係列舉動的。
如果說這些還算可以接受，那麼其實詬病最大的，還是劉鈺的錫蘭木馬計。整個過程，都被視作全無仁義的“霸道”典型。
為什麼當時軍力足夠，卻不直接去攻打巴達維亞，解民之倒懸？
為什麼非要荷蘭人把爪哇的華人遷徙到錫蘭，死者眾多？
因為，遷民要花錢，而且死亡率頗高。
因為，錫蘭的水利設施已經崩了，荷蘭人要用錫蘭做基地，肯定要用非常殘暴的手段，逼著遷徙過去的華人挖水渠、挖運河、墾殖種大米。
最終，大順拿到了“拯救者”的身份，拿到了錫蘭從中部到南部的荷蘭運河，拿到了錫蘭沿海平原區的農田恢複，以及讓近乎30%的死亡率的責任落在了荷蘭人身上，得到了幾萬對大順忠誠的“歸義軍”，以及在下南洋後巴達維亞喪失了強製中轉港地位和荷蘭東印度“首都”的地位後的基本穩定。
這和田單引誘燕國人屠殺齊國人激起仇恨、設計引誘燕國人刨齊人祖墳激發同仇敵愾，本質上區別並不大。
而這，屬於“出格”了的霸道。
其餘諸如鎮壓鹽工起義什麼的，這在大順的主流評價中，名聲雖不好，但也並沒有到“出格了”、“越界了”等程度的批評——這要弄清楚大順的主流意識形態，用的是王霸並用、由外而內的那一套，脫胎於明末天下將亡的對王道空談的反動，使得一些士大夫認可用一定程度的“霸道”。因此，霸道的“出格”和“越界”，才是大順這邊最“敏感”的東西。
對哪些行為敏感、對哪些行為不敏感；對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對哪些行為不能接受。這要看具體情況和曆史因素的。
而且大順的影射史學，最愛影射的就是明末順初的那些事。
這裏麵牽扯到一個當初李過高一功帶著部隊從陝西繞回湖廣，結果南京一破、揚州十日、九宮山崩、剃發令出等等這些事都出了，這支從陝西繞回來的部隊就忽然迸發了戰鬥力在湖廣陣斬勒克德渾開始反擊的曆史影射問題——你的部隊能從陝西頂著阿濟格，一路從榆林撤回湖廣而不散，足見有戰鬥力，那你早幹嘛呢？為啥非要等剃了發、屠了城、九宮山之後才出現，發力反擊拿了大義？再一個後來批懷慶反擊戰，說暴露了大順軍力量猶存的事實，導致南下的多鐸回援，批判說把東虜的主力都吸引回來了，導致局麵難看差點亡天下，那你這批判是什麼意思？多鐸可是後來屠了揚州的，難道你批判懷慶反擊戰，意思是說多鐸應該早點去屠揚州的百姓、破金陵、早點逼著南明去日本借兵、去皈依天主你好拿大義？
伴隨著這幾年情況越發明晰，下南洋已是過去，過去的事也已經過去成為了“史”，劉鈺在大順主流的評價體係下，可能名聲最差的一件事，就是錫蘭木馬計前後的一係列操作。
李欗上來就說了劉鈺治黃河的思路，那麼錫蘭這事算不算是大順治黃河的條件？
顯然，是的。
治黃，必廢漕。廢漕，必要確保從對馬海峽到南洋，沒有潛在的海軍威脅，出錫蘭顯然是廢漕的前置條件，而廢漕又是治黃的前置條件。
日本出過倭寇的前科、天主教有顛覆呂宋賴在澳門的前科、新教有劫中國船扶植海盜阻斷貿易的前科，這幾個前科，確定了大順要廢漕改海，必要先把確保這幾個有前科的，再無直接威脅南方米走黑水洋到渤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