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一章 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1 / 3)

第一章 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

古往今來,人類文化,以價值取向定位,隻有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兩大種。一種形象的說法,崇德文化是過日子文化,崇力文化是想打仗文化。

文化,這一人類社會的最重要的現象,可以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進行定義,據說,當今之世對“文化”的定義有二百多種。

《辭海》(1979年版)的“文化”詞條釋義:“①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曆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製度和組織機構。②泛指一般知識,包括語文知識在內。③指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總稱。”

第1條就是當今中國公認度比較高的現代意義的“文化”的定義。(2009版《辭海》對此作了修改,加入了“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其實從“成果”角度說,這種“生產能力”也即是“財富”。)但這一條中對廣義文化的定義,其實是很可商榷的。

按照這條定義,廣義的“文化”就是指一切人造物,這個概念是與非人造的“自然”概念相對而言的。初看起來,這樣定義沒有問題。但仔細一想,問題就來了。並非有了人所創造的物質產品或精神產品就有“文化”了,一定要對所創造的物質或精神對象有了觀照,作出比較、評判,形成一係列觀念後,才可以說有了關於此一物質或精神對象的文化。

例如,並不是有了酒同時就有了酒文化,也不是有了關於酒的釀造知識,就有了酒文化,而是要待有了對酒性的觀照,產生了酒能給人帶來快樂,酒神精神,酒能消愁,酒能亂性,酒能誤事,酗酒傷身,對酒的品味欣賞等一係列觀念,圍繞這一係列觀念產生了一係列酒宴的禮儀,獻酒的儀式,敬酒的辭令,行酒令、劃拳飲酒的遊戲,有關酒的文藝作品,才能說是形成了酒文化。因此,“文化”無論是以人造的物質還是精神產品為對象,一定是觀念或觀念係統。即使以某一物質產品為核心、為標誌(譬如“酒”),此一物質產品也成了符號,具有觀念(精神)的屬性而非物質的屬性。按照康德對判斷的分類,文化判斷不是實用判斷,而是理性判斷與審美判斷。故而,對同一核心符號(如“酒”)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化(“酒文化”)進行比較,不是比較酒質的優劣,而是看這酒文化體現出來的人文精神(世界觀與人生觀)。

人文精神說到底就是價值觀,世界觀與人生觀是價值觀的基礎,或者說,世界觀與人生觀在價值觀上集中體現出來。因此,以價值取向對“文化”作定義、劃分,是本質層麵上的定義與劃分。

故而,可以從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角度觀照、分析、評判以其他標準、其他方式定義的“文化”。如酒文化,崇德文化認為酒能使人愉快,能增進友誼、聯絡情感,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中國古代的祭祀、宴賓、鄉射禮等都用酒;但飲酒過度會亂性,既傷身,也會壞事,又可能傷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所以,佛教對受皈依的五戒弟子要求戒酒。崇力文化認為酒是能使人興奮、能壯人膽量的烈藥,也是在激烈的競爭中消除孤獨感與抑鬱心情的麻醉劑。所以,崇德文化的酒文化是敬酒,崇力文化的酒文化是拚酒,拚酒就是罰酒。崇德文化的酒文化追求的是開懷暢飲,是微醺,是飄飄欲仙;崇力文化的酒文化追求的是逞強豪飲,是人醉我不醉,或者我醉也要拖你一起醉,是放縱情欲。這與崇力文化產生於遊牧類型文化的存在基礎、以戰爭為常態的思維方式密切有關。既以戰爭為常態,就習慣成自然地把酒桌當成了戰場,以鬥酒勝出、使對方醉倒出醜為樂事。同時,戰爭,今天不知道明天,“今日有酒今日醉”,“不求天長地久,隻求曾經擁有”,就成為容易引起共鳴的心理,酒也成為釋放情感的上選條件反射物。

從分析“酒文化”的個案,可以看到,雖然一般來說,比較文化,隻能描述、分析異同,難以評判高下;然而,價值觀既是文化現象的內核,價值評判又是對文化的基本評判,所以在作文化比較時,難免要作價值評判,而且,任何一個作文化研究者,也無法脫離自己的文化本位,保持一種純客觀的文化立場。

我反思自己從小接受的教育,從書本和課堂上獲得的,主要是崇力文化,但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骨子裏積澱的是崇德文化,形式上,主要是從家庭和社會教育中獲得。讀過我的長篇《正常人》,相信可以得到此印象。按弗洛伊德的心理結構學說,崇德文化作為社會道德規範,應該是在超我層麵上的,崇力文化基於個人的欲望,應該在本我的層麵上,自我(理智)受超我的指導,通過壓抑、升華、轉移等手段來調控本我。但我覺得,當今中國的“正常人”,似乎是以崇力文化為超我,以崇德文化為本我,這似乎造成了現代中國的種種社會問題與中國人的種種心理問題。

怎麼會產生這樣的“顛倒”?原因留待後文詳細分析。這裏隻想說,從探索氣功奧秘開始,進而寫作《還吾莊子》、《還吾老子》、《老子走近青年》、《孔子原來這麼說》、《心經摸象》、《壇經摸象》等書,二十多年的心路曆程,不僅使我認識到以老孔莊、儒釋道心諦為代表的中華崇德文化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崇德文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生命哲學是最高明的哲學;而且,崇德文化是當今中國與世界解決危機、走出險境的最有效的法寶。中華民族文化積澱了崇德文化豐厚的思想資源,保存了崇德文化聖火的火種,積累了豐富的弘揚崇德文化的正麵經驗,與離棄崇德文化的反麵教訓,有責任、有義務、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向全人類奉獻這份無上寶貴的精神財富。當然首先要把中國的事情搞好,把心理結構中不正常的顛倒再顛倒過來,恢複正常,把中國的人文環境搞好。對這一點,我抱樂觀的態度。因為,從物質條件來說,整個中國的平均水平,比三十年前是大大提高了,但從上到下,中國人對現實似乎有一種普遍的不滿,幸福指數似乎在驟減,為什麼出現這種物質和精神的背離?仔細分析一下,不滿主要是精神性的,似乎是務虛的,主要是以崇德文化的標準衡量當下社會現象的結果。這是崇德文化的力量以反麵形式表現出來,就像規律在違背它的時候顯示出鐵一般堅硬的特性。這說明崇德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子,是中國人的人心所向。崇力文化在中國隻能盛行於一時,這“一時”一般是在亂世,唯崇德文化才能持續地發揮影響力。

有學者說,你們說中華文化優秀,但優秀的都在書本裏,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的中華文化都是很糟糕的。這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錯的,也是很沉痛的話,但是淺見。中華優秀文化,不僅保留在書本裏,更是積蓄在中國人的血液裏。汶川大地震,中國人整體人性大爆發,如果血液裏沒有,怎麼爆發?感受到這種爆發,也深為之感動的中國人,昨天還可能為彌漫中國的道德淪喪、世風日下而唉聲歎氣、痛心疾首;時過境遷,又可能恢複到原來的怨天尤人、灰心喪氣的心理狀態中。所以,中國的有誌、有識之士的責任,就是把潛意識層麵上的崇德文化,提升到顯意識層麵上,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自覺意識與“超我”,這樣,中華民族的前途就無可限量,而人類的前景也將更加燦爛。

基於這樣的文化立場,在論述中不免對崇德文化有所褒揚,對崇力文化有所貶抑。同樣,對本書的肯定,我首先看作是對崇德文化的肯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當然是十分歡迎的。但我也真誠歡迎從崇力文化立場或其他角度對本文的觀點提出批評,因為,如果“崇德文化”是“道”,我對崇德文化的論述隻是“言”,對弘“道”之“言”的批評、討論,隻有幫助加深對“道”的認識,對弘道是有利的。

本書比較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以中華崇德文化與西方崇力文化為樣本。

一如“酒文化”,在以其他標準劃分的文化種類中,一般都能以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再作判別,也就是說,在文化大類中,應該都含有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的成分。如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分類中,東方文化中有崇德文化,也有崇力文化,西方文化中同樣有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但文化比較必須選取樣本,否則隻能一鍋煮,無從使問題明晰。本書之所以選取中華崇德文化為崇德文化的樣本,西方崇力文化為崇力文化的樣本,是基於以下的理由:

首先是我的知識背景的局限。這些年,通過對中華古籍經典的研究甄讀,一方麵感到對中華傳統文化有了較深的理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另一方麵,也使我感到,基本上沒有條件對西方文化說三道四。因為我不通外文,這輩子也不可能對外文熟悉到我對中國古文的理解程度。中國人讀中國的古籍經典,尚且誤讀到非常嚴重的地步(據《還吾莊子》對《莊子》的《逍遙遊》、《齊物論》兩篇的甄讀,《逍遙遊》原文,平均兩句中一句以上的舊注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齊物論》則平均三句中將近兩句的舊注需要考辨討論;《還吾老子》對《老子》的甄讀,不僅八十一章幾乎章章有錯,而且,無論《道德經》還是《德道經》的,都不合《老子》“以道注〔評〕德”的原意,致使《老子》這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站在民本立場上專對侯王說的政治哲學書,被理解為消極遁世的人生哲學書),何況是根據翻譯過來的外國經典和哲學書,去談論西方文化。

但在中國今天的語境中,作文化研究,不涉及文化比較研究是不可能的;涉及文化比較研究,回避東西方文化比較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近代以降,東西方文化比較,就是整個中國的學術背景,是人文研究的關注中心,無論“全盤西化”也好,“中華文化本位”也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好,“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現代化”也好,都是對東西方文化作比較以後提出的觀點,這些觀點都立足於他們對東西方文化比較的結論。

而我之所以在獲得對老孔莊、儒釋道的心諦的全新認識後,那麼興奮,如獲至寶,也是基於我接受的對西方文化的知識。我有把握說,這種對西方文化的知識,是我們這一代學者、學人、學生共同的知識背景。因為,我還沒有從文章中讀到,有學者(包括西方學者)提出像我對老孔莊、儒釋道的認識那樣的,對西方文化顛覆性的“另類”讀解;沒有讀到有人說,你們以往對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的認識是錯的。今天,我對這共同的西方文化知識背景是有懷疑的,我甚至覺得,這可能是當年留學歐美與東洋的留學生告訴我們的西方文化,所謂“西學”、“西方文化”可能隻是“留學生話語”,與真正的西方文化有相當的距離。

譬如,我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讀《當代美國短篇集》、《小城畸人》、《麥田的守望者》等時,才對當代美國文化中的清教背景有了直接的清晰的印象,才知道當代美國青年並不是普遍在“性解放”,在吸大麻,頹廢的嬉皮士還是一個時期的一小部分“另類”,整體上,戒律嚴明的清教,可能還是美國人的信仰,還是精神基礎。這與我以前獲得的對美國文化的知識大相徑庭。

但是以我今天的條件,已經無法超越我以往獲得的西方文化知識背景來討論這個問題,而又不得不談到“西方文化”,因此,隻能聲明,我所說的“西方文化”,是通過翻譯作品(文學的、曆史的、哲學的等等)告訴我們的“西方文化”,是當代中國人一般的觀念世界裏的“西方文化”;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在另一個觀念世界裏,彼“西方文化”與此“西方文化”有什麼本質不同,孰是孰非,已經超出了我的知識背景與研究能力,我也許還會發表一些意見,但隻能是我“姑妄言之”,你“姑妄聽之”。以後就這樣使用“西方文化”的概念,不再特別說明。

我之所以一上來就強調我的知識、立場的局限性,是因為這些年來,在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領域裏,不科學的研究、發言很有市場,甚至有霸占市場(如果把精神產品的流通環節也看作市場)的趨勢。

就如“科學”一詞,隻要稍作分析,就可以知道,我們通常是在兩個意義上使用這概念:

一是指在西方近代形成的,建立在邏輯實證主義基礎上,以觀察、實驗、數理推論等手段獲得的知識體係。這個“科學”就是“科學知識”、“科學結論”。按照波普爾的科學哲學理論,所謂“科學知識”、“科學結論”,就是未被證偽的猜想。像地心說,在日心說出來之前,就是未被證偽的猜想。依此猜想,也可以解釋很多天文、地理現象,也建立了自己的知識係統,在“地心說”知識係統裏,定理也不自相矛盾,一行和尚測定子午線長度(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就是在這個知識係統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指出,科學知識的特性就是可以被證偽。科學知識的可被證偽性,就在於它充分展示了得出的結論的觀察立場,實驗的設計和實現過程,以及推論過程。別人可以通過檢驗或重複這一過程,來提出證偽意見。

另一是指認識世界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我們今天稱之為“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在現象層麵上,把研究對象是否真實存在搞清楚,落實了;“求是”,就是研究產生此一現象的原因。“實事”、“求是”,是指研究問題的方法取向,而不是指結論。因為“實事”、“求是”往往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尤其是“求是”。譬如,日、月、星辰某日某時在天空中的位置,中外古代的科學家早在日心說誕生之前就測定了(實事),對此,地心說有一套解釋(求是),日心說誕生後,又有一套新的解釋(求是)。現在以日心說的“求是”為是,但不能反過來,因為證偽了地心說的“求是”,同時否定被納入地心說“求是”知識係統中的“實事”。能夠做到“實事”,還不能很好的“求是”,“知其然”,還不能“知其所以然”,已經是符合科學態度;“實事”所得,已經是屬於科學知識了。我們不能因為“實事”而尚不能“求是”,或“求是”的理論不完善、有缺點,更不能因為用現成的科學知識、理論套不上“實事”的新發現、新成果,就指責其為偽科學。而這類責難,在最近幾十年的科學研究領域裏,曾幾何時甚囂塵上。

“實事求是”意義上“科學”,就是指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實事”可以不斷深化,“求是”可以不斷地推陳出新,“實事求是”的態度是科學知識體係不斷發展、不斷更新的基本保證,科學知識因科學精神而永葆青春,長盛不衰。

我們通常使用“科學”概念,就是指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科學發展觀”,不是說在現有的理論體係中就存在完備的發展觀的知識體係,而是說,這種有關發展的觀點,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去取得的,因而是合理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這是屬於“科學”概念的abc,但在以“反偽科學”為己任的鬥士的知識背景上,卻是暗昧不清的,因此,他們會說出“科學沒有例外”、“造假做得很隱蔽,我到現場調查也很難看出問題,所以,我不到現場去,可以提出我的質疑,我有質疑的權利”、“中醫的理論是陰陽五行學說,陰陽五行學說不可證偽,所以,中醫是偽科學”等等根本違反“科學”精神的言論。從他們的大言不慚,不僅可以看出他們以為有“科學家”頭銜的人說出的話就是科學真理,在提倡科學的語境中,科學家就是真理的代言人;可以看出他們誤將發言權認作話語權;更可以看出,當今中國亟需普及關於“科學”概念的科學知識,尤其要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工作者中普及科學理性的基本知識。

凡事從我做起。因此,我在一係列學術著作中,不厭其煩地展示我的考證、研究過程,說明我研究的立場和使用的方法。一再聲明,讀者要將我對原著的注釋與對原著的讀後感分別看待。有的研究成果,如論證《老子》的結構既不是《道德經》,也不是《德道經》,而是“以道注(評)德”,盡管我認為非常重要,但還是將此列在讀後感範疇內,不予爭論。因為現有的文獻資料不足以證偽此猜想,我也拿不出所謂的一錘定音的徹底證明,多爭無益,卻會轉移讀者對《老子》的注意力。如果我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則是我堅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去從事研究的結果;如果今後的研究中出現重大的失誤,一定是我偏離了這種科學態度。

這就是我一上來言明我的局限性的理由。我誠惶誠恐地接受讀者的檢驗、時間的檢驗。

其次,以我的知識背景看來,中華崇德文化,具有完備的崇德文化的話語體係,同樣,西方崇力文化,具有完備的崇力文化的話語體係。強強對待,這戲才好看。

這裏,我使用“話語”而不用“理論”,是因為,按中國人的接受習慣,“理論”是個褒義詞,是對某種真理的闡述;而“話語”是個中性詞,隻表示它是某些人發表的觀點,這些觀點是否具有真理性,有多少真理的含金量,與“話語”的概念無關。其實,對理論的要求,也不過是能自圓其說,所謂“真理隻有一條,歪理十七八條”,真理、歪理隻要能自圓其說,都是理,否則,法庭上的律師辯論就辯不起來了。但中國人一看“理論”,態度就不自覺的莊嚴起來。我不想讀者把這本書看成是高頭講章,高頭講章的學術書,中國現在隻多不少,以我學術殿堂闖入者的身份,何必硬撐去擠這個鬧猛;但流行的國學通俗讀物,我又寫不來,所以,隻能在“理論”“話語”這些小地方,顯示我不想居高臨下的姿態。

再次,比較中華崇德文化與西方崇力文化,不僅是純學術研究的需要,也是現實的需要。因為在我看來,西方崇力文化正占據當今世界的話語中心,而這種文化,正把世界導向危機的深淵,世界正處在“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境地,如果這個盲人還喝醉了酒,就更加危險。已經有不少對這種文化的批評的聲音,有的聲音還很尖銳。但在我看來,“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還在這個話語體係內,還是這樣的思維方法,所以,批評再尖銳,也隻傷皮肉,不能正中肯綮。唯有以中華崇德文化的觀點,才可能號準脈,對症下藥。我對老孔莊、儒釋道心諦有所了解後,感到興奮,也因為在當今世界的話語迷宮中,看到出口處的一縷陽光。盡管光亮還很細弱,但我可以想象這背後是一片光明的廣闊天地,怎不叫人“漫卷詩書喜欲狂”?

崇德文化之“德”,是指先公後私、大公無私的品質;崇力文化之“力”,是指為個人與利益小團體謀利的能力。崇德文化是“無(超越)我”的文化,崇力文化是“有(執著)我”的文化。

要說明崇德文化的“德”的性質,首先要辨析“道德”概念的古今異同。

我們今天使用的與“法律”相對而言的“道德”概念,其實是指社會倫理,在古時是屬於“禮”的範疇。如“忤逆不孝”(今天是指不贍養乃至虐待年老無助的父母的行為),“移情別戀”(今天是指因婚外戀、追求富貴榮華、放縱情欲等破壞一夫一妻家庭的行為),法律很難管,甚至管不了,隻能訴諸“道德法庭”,受“道德”的審判;但不能反過來說,不“忤逆不孝”,不“移情別戀”,就是有道德的人了。“道德”屬於倫理範疇,但處於倫理的高端,“禮”則屬於倫理的底線。我們今天所謂的“社會公德”,其實不過是“社會公禮”。今天通常認為“法律”是約束人的行為的底線,其實“禮”(遊戲規則)也是約束人的行為的底線,不過一個是用文化製度來約束,一個是用文化觀念來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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