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即使在身處社會主義陣營的時期，就於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和緬甸期間，在中印和中緬兩國總理會談的聯合聲明中，以“一致同意，並共同倡導”的方式，提出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關係的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經公布，就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與熱烈響應，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製定的國際社會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這不僅是新中國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更是為新中國取得了外交的話語權，在“冷戰”與實力外交的背景中，顯示了思想文化的力量。到1974年，經毛澤東批準，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正式提出“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理論，指出：“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係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麵、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更是一言九鼎，深得人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可以說是“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因此一提出來，就反響熱烈；不像“人權高於主權”之說，不管怎麼鼓吹，總讓人感到是狼吃小羊的說辭，故應者寥寥。中國之所以能在外交上擺脫意識形態與實力政策的話語局限，高屋建瓴的提出“普世”原則，與中華民族深厚的崇德文化傳統是分不開的。
由此可見，隻有人本主義的價值觀，才能使理性充分發揮作用，因為理性是人性的一項重要屬性。神本主義的價值觀，必然限製理性，因為神性高於理性。西諺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上帝發笑還算是好的，如果上帝發怒，人類的處境就不妙了，輕則是被放逐，重則就可能遭受上帝降下的雷與火。何況今天有那麼多自以為是的新上帝，他們因為壓抑到潛意識裏的自卑情結而缺乏“發笑”的幽默感，卻獨多“發怒”的虐待狂，人類的處境還不危險嗎？
《老子》說：“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還真本《老子》第十九篇德章〔王弼本第五十六章〕）現狀是，有很多欲做新上帝者，還沒有“得”（得到發號施令的地位），就在想“得而親”“得而疏”“得而利”“得而害（害人）”“得而貴”“得而賤（使人賤）”的事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新“神本主義”，以“人本主義”、“科學主義”、“普世價值”麵目出現的“神本主義”，就是人類最大的“自作孽”，是人類麵臨的最大的危險。
同理，認為當下中國道德淪喪、世風日下，是因為中國人缺乏精神信仰、缺乏敬畏心所致，所以要提倡“新儒教”的主張，依我看，也是受了神本主義宗教觀、價值觀的影響而不自知。這樣的主張是有害的，以一種偶像替代另一種偶像、一種權威替代另一種權威，隻能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精神信仰絕不能等同於偶像（權威）崇拜。人需要精神信仰，但必須是他自主選擇的精神信仰，建立在理性、體驗基礎上的精神信仰，是允許質疑、可以討論、不怕辯論的精神信仰。任何填鴨式的“精神信仰”，都有變成教條主義乃至精神桎梏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