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本主義與神本主義
崇德文化在宗教觀、價值觀方麵體現為人本主義，崇力文化在宗教觀、價值觀方麵體現為神本主義。人本主義也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本文指的“人本主義”，是以人為價值本位的觀念係統，也就是說，一切價值來自於“社會人”，沒有人類社會，也就無所謂價值。這樣的觀念，就容易推導出“凡有利於人的社會化生活的言行就是‘善’，凡不利於人的社會化生活的言行就是‘惡’”這樣的邏輯結論。在宗教中的表述，就是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可成佛，眾生與佛本體同一，沒有絕對的界限。眾生是未悟佛，佛是已悟眾生。
與此相對，“神本主義”就是以神為價值本位的觀念係統，即由上帝來給出“善”“惡”的標準，對人來說，這“善”“惡”標準是先驗的，隻能接受，不能辯駁，和上帝沒有道理可講。因為雖然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但人與上帝有絕對的界限。人可以上天堂，但永遠不可能成為上帝。人之善，就是無條件的聽上帝的話。上帝說，不能吃智慧樹上的果實，人吃了，就被逐出伊甸園，並因此在上帝麵前有了罪（原罪），這沒有道理可講。上帝說是“善”，就是“善”；上帝說是“惡”，便是“惡”。後來，上帝不像在《舊約》中記載的那樣直接現身了，就由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天主教會來給出“善”“惡”標準，天主教會就利用這項話語權，發行“贖罪券”以謀利。路德發起的新教運動，就是以人人都可以心靈直接與上帝溝通，用不著通過教會、牧師為號召，深得人心。但是，從教會手中收回這項話語權（“善”“惡”等價值的定義權），是付出了多少人犧牲的沉重代價，綁在火刑柱上燒死的，有不少是提出“耶穌是守貧的”口號，發起苦行教派的教士。如果辯理，天主教會毫無勝算，所以，教會就給套一頂“敵基督”的帽子，實行殘酷的鎮壓。所謂黑暗的中世紀，遠比中國曆史上的黑暗要黑暗得多。中國皇權專製最黑暗的兩個朝代——明朝與清朝，黑暗主要是在統治集團內部；而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教會的鎮壓直接針對要維護基本生存權利的廣大民眾。為什麼要燒死“敵基督”與“女巫”？就因為這些人在民眾中有號召力，擁有可能動搖教會不講理的統治的話語。
新教運動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當時歐洲主要是教士）意識到要去尋找基督教神學以外的思想源頭，於是有了文藝複興運動，尋找到了古希臘的思想。“人本主義”的口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針對的是基督教神學的“神本主義”。
但是，長期盤踞歐洲思想界的崇力文化的思維模式、“唯我獨尊”的思路，使文藝複興運動從古希臘哲學中拿來的主要是亞裏士多德的“非此即彼”的形式邏輯（也許是中國學者對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讀解，但這種“讀解”在當今中國被認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因此，為了對抗上帝話語權（其實是教會話語權）而提出的“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很快演變為新上帝。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應該由超人來當道，隻是這種話語的最明確、最“瘋狂”的表述而已。所以，尼采受到普遍的歡迎，因為尼采的超人哲學，向每個自許為“理性的人”的野心家，提供了通向新上帝寶座之路，超人哲學是製造新上帝的夢工廠。這樣想，中國人就可以理解，在歐洲中世紀，宗教信仰可以成為戰爭的理由，不僅是基督教對異教徒的十字軍東征，就是教內各派，也以信仰的理由幹戈相向。而進入科技昌明的現代，宗教信仰的理由變成了意識形態的理由，兩大陣營一樣依此理由冷戰與熱戰。“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以後，“人權”就取而代之成為發動戰爭的理由。還是“意識形態”的理由，以“人權”的名義，向一個主權國家投放大量的炸彈乃至貧鈾彈，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好像一點也沒什麼不對，甚至還理直氣壯地說“人權高於主權”，如果歐美發達國家的廣大民眾真是接受這樣的理由，那麼，不能不說是崇力文化的神本主義價值觀在作祟。神本主義使歐美的專家、學者、政客誤認為他們有權對價值定義，他們的價值觀，就是普世的價值觀。他們有這個資格把他們認為的“普世價值”，強加到全世界人民頭上，哪怕動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反觀中國，曆史上以宗教信仰名義發動戰爭，可以說從來沒有。現代以來，才有似乎以意識形態的名義發動的戰爭，但嚴格來說，恐怕隻有“文革”中“捍衛革命路線”的武鬥，才有點名實相副。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都不是打出“社會主義”的大旗，更不是以“共產主義”為號召，而是以反封建（專製）、土地改革的“新民主主義”為旗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分歧，也不在“共產主義”還是“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在誰主張實行民主政治，誰反對實行民主政治。究其原因，就是中國老百姓覺得以宗教信仰的理由、意識形態的理由去打仗、去殺人，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即使由於盲目、被煽動，加入了武鬥，很快就會意識到其中的荒唐，產生幻滅感。反思文革對文化的大破壞，從質疑以革命的名義“大義滅親”的《傷痕》開始，決非偶然。這不能不說，是崇德文化的人本主義價值觀，在發揮潛移默化、糾偏療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