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命哲學與製造哲學
生命哲學把農耕文化提升到崇德文化的高度，製造哲學把遊牧類型文化提升到崇力文化的高度。生命哲學是崇德文化的又一大支柱。
從存在決定意識角度說，生命哲學產生自農耕文化，製造哲學產生自遊牧類型文化。但生命哲學產生後，就把農耕文化提升到了崇德文化的高度，同樣，製造哲學也把遊牧類型文化提升到了崇力文化的高度。崇德文化與農耕文化，崇力文化與遊牧類型文化是有質的差別的。換言之，生命哲學沒出現，農耕文化還是農耕文化，還不是崇德文化，相對農耕文化來說，崇德文化相當於上層建築，而農耕文化相當於經濟基礎，而上層建築的設計師，就是生命哲學。崇力文化亦複如是。因此，可以說，生命哲學是崇德文化的靈魂，同樣，製造哲學是崇力文化的靈魂。
什麼是生命哲學？就是把整個宇宙無不看作是生命的表征、生命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認識係統與意誌、情感、行為係統。
什麼是製造哲學？就是把整個宇宙看作是可製造或可改造物理實體，人的本質力量就在製造或改造物體中體現出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認識係統與意誌、情感、行為係統。
落實到某個具體的哲學理論，要判定其屬於生命哲學還是製造哲學，情況就比較複雜。就像一些血型決定性格說，在給出血型的基本性格特征後，往往要聲明，純粹的A型、B型、O型、AB型血的性格是極為少見的，往往是混合了兩種及以上的血型性格，而看哪一種性格所占成分更多。判定具體的哲學理論的崇德文化或崇力文化的性質，是更為複雜的事，竊以為也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墮入妄生分別的戲論。但從文化比較的基本範疇的高度，提出生命哲學與製造哲學的性質差別，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必須補上的一課。因為生命哲學是崇德文化的靈魂，製造哲學是崇力文化的靈魂，對一個人的靈魂沒有正確的認識，就談不上認識了這個人，更談不上對這個人作適當的價值評判。
多年以來，中國的哲學界已習慣對某哲學理論作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定性，這固然有簡單化、公式化、貼標簽之嫌，但認為哲學理論與流派隻能以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唯物的、物質第一性的、物質決定精神的、物質派生精神的，還是唯心的、精神第一性的、精神決定物質的）來進行劃分、判定，已成思維定式。對生命哲學有所認識後，我發現，“唯物主義”或者“唯心主義”的帽子，套到“生命哲學”的頭上，都還太小，因為生命哲學認為“第一性”（宇宙的本源本體）既不是“物質”，也不是“精神”，“物質”與“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相互轉化的，但不是誰決定誰、誰派生誰的關係。（這將在以後詳論。）由此，意識到提出“生命哲學”概念的必要性，與此同時，意識到了與“生命哲學”對待的概念“製造哲學”。
“生命哲學”與“製造哲學”的概念以及相對顯現的特性，是在《還吾莊子》《還吾老子》《心經摸象》《壇經摸象》的寫作過程中初具輪廓、逐步完善的。開始是因為非此不能正確理解老孔莊、儒釋道的心諦，到話語體係成型以後，才知道，生命哲學對當今與未來世界有大用，因為製造哲學已然盛極而衰，負麵作用大於正麵作用，而在製造哲學的話語體係內是極難認識弊端之所在，因此，病篤亂投醫的結果，往往反是加重病症。故而，提出“生命哲學”與“製造哲學”的概念，不啻是學術意義，更有現實意義；不啻是認識意義，更有作用意義。對哲學作“生命哲學”與“製造哲學”的劃分可以說是時代的需要。
說生命哲學產生於農耕文化，是因為生命哲學的許多理念的形成，來自於對生命（動物、植物、微生物）現象的觀察。
舉例來說，《老子》提出宇宙的本源、本體是“恒”（本源是從發生角度說的，是曆時態的、縱向的；本體是從性質角度說的，是共時態的、橫向的），“恒”的作用方式分為“無欲”（無意誌，無執著，名之為“無”）與“有欲”（有意誌，有執著，名之為“有”），“無”的作用方式可以從天地形成之初，萬物並生的狀態來認識（無名天地之始）；“有”的作用方式，可以從大地有選擇的培育萬物（一樣的種子，落在地裏，有的發芽、生長了，有的壞死、幹枯了）來理解（有名萬物之母）。這個對“恒”的作用方式的描述，在《老子》哲學係統裏相當於基礎公理的性質，其他結論，都是從這條“公理”推理（包括類比推理）出來的。而這條“公理”顯而易見是對生命現象觀察的結果。即“生”是無選擇的，“育”才是有選擇的。生命個體都可以生，無所謂好的壞的，有益的與有害的，好、壞，有益、有害的標準，都是人根據其與自身的利害關係給出的，並不是或天、或神給出的宇宙不變的絕對標準。這就與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截然不同，而創世說，明確提出世界有個造物者，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反過來，以世界的構造完美、秩序井然、運行合理，來證明一個世界像機器一樣非得有人造出來不可，這個造物者就是上帝，或者用世界需要第一推動力來證明上帝的存在，都是製造哲學的典型思維。
更重要的是，生命個體一旦誕生，就要依順它的個性去展開，所謂培育，就是幫助生命個體依照它的個性去展開它的生命曆程。這就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在製造哲學裏，造物者對所造物不滿意了，可以改裝、甚至可以拆毀，在製造哲學裏造物者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在生命哲學裏，宇宙的本源本體（或“恒”或“道”或“天”）對某一生命個體（稱之為“物”，在東方生命哲學語彙裏，“物”首先是指生命體）不滿意了，把它按自己的意願（或者稱之為“宇宙真理”）改造，甚至毀掉重來，是不可以的，是不道德的，是犯罪；宇宙的本源本體如此，遑論聲稱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本來讀佛經，對釋迦牟尼佛為什麼不把魔波旬降服或消滅，還以對魔波旬的承諾而入涅槃感到不解，明白了生命哲學的要義後，就消除了這一疑問，或者說，明白了這一疑問是受製造哲學思維定式影響而生的。
《老子》又指出，“無”和“有”，“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眾妙”就是眾生命（個體），“眾妙之門”就是所有的生命個體從那裏出來的產門。“玄”是“小”的意思，也就是說，《老子》把宇宙的本源設想為極小的一點。這個設想，似乎與宇宙大爆炸論的質點說異曲同工。但仔細分析，兩者根據的經驗事實是截然不同的。宇宙大爆炸論根據的是物理現象，而“眾妙之門”根據的是對生理現象。一顆小小的種子，可以長成參天大樹，一個小小的胚胎，可以長成龐然大物。
《老子》還指出：“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堇。”名之為“天地根”，就是說，“恒”是宇宙的本體。這也是從不同的生命個體內流轉的是相同的生命力這一經驗得出來的。
《老子》還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裏的“生”，不能理解為物品製造裏的“產生”，而要理解為生命現象中的“化生”。否則的話，就會有這樣的問題，“道生一”，“道”產生了“一”以後，“道”還在不在？“道”與“一”是什麼關係？“道”與“一”的異同點是什麼？“二”、“三”、“萬物”也一樣。理解為“化生”，“道”化生為“一”；同理，“一”化生為“二”，“二”化生為“三”，“三”化生為“萬物”，這樣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佛經裏也多有這樣用“生”的，如“種子生芽，芽生枝葉”等，這是對植物生理現象觀察所得，帶有農耕文化的鮮明特點。所以說，從存在決定意識的思路來看，生命哲學產生於農耕文化。
那麼，為什麼說製造哲學產生於遊牧類型文化呢？
因為遊牧類型文化一個共同點，就是遷徙的文化。遷徙的文化，就有與原住民的關係問題。遊牧與殖民，都會招致原住民的抵製，發生戰爭是在所難免的，海盜是對正常的航行的打劫，使用武力更不必說了。商業文化，交易行為，本來是以貨易貨，不需要武力，但要謀取高額利潤，進行不公平交易，甚至進行奴隸買賣，就要打開市場、保護市場、瓜分市場，對武力的依賴程度就逐漸提高。武力的提高，很大程度決定於武器的改進，所謂“船堅炮利”，因此，製造業（佛教稱之為“工巧明”）就發展起來了。西方的製造業首先用於武器的製造（運輸工具，從軍事角度看來，就是武器，其他如輜重，也一樣），現代科技依然如此。無線電、原子能、電腦、空間技術、網絡，首先是為軍事目的而研製的，然後再將一部分技術轉為民用。
看清楚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是外國人從崇力文化、製造哲學的角度，對中國古代科技發明的定位。在“四大發明”提出之前，中國人很少對指南針、火藥發明的偉大意義有所認識。就像魯迅先生說的，“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電的利弊》）。這不是中國人比起外國人來特別的蠢，而是在農耕文化的環境中，武器一般用不著。所以，中國曆史上，在一場全麵戰爭結束後，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傳統，有把全國的武器收繳攏來，鑄造大銅人的傳統。這在西方崇力文化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蠢舉。國內的敵人被降服、消滅了，還有國外的敵人呀；今天的敵人被降服、消滅了，還有明天的敵人呀，今天的盟友也會變成敵人的呀！所以，一次世界大戰後，立即開展新一輪的軍備競賽，二次世界大戰後，則是升級為核軍備競賽。“化幹戈為玉帛”、“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思路，在崇力文化語境中無立錐之地。武器因此成為國力最重要的標誌，指南針與火藥也就成為偉大的科技發明了。
提出指南針和火藥是中國古代的重大發明，是好意，出發點是要肯定中國的文明成果、肯定中華民族的創造力。但在崇力文化的語境中，要正確定位中國古代科技成果的價值，談何容易。在中國人看來，在農耕文化的角度看來，中國古代比指南針、火藥的發明價值高得多的發明，多得去了。略數一下，就有水利、天文、醫學、栽培、絲織、陶瓷、建築、冶煉、鑄造等。
就說水利，不用說像大禹治水，以疏導為主，引流入海，克服大洪水這樣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創舉，就像都江堰，用一道堰來調節兩條河流（內江、外江）在枯水期、洪水期的水位，這樣的智慧，也是千古獨步。
再說天文，中華民族的祖先在夏朝（據最新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年表，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就製訂了夏正曆（現稱“夏曆”、“農曆”）。農曆又習稱“陰曆”，其實是陰陽合曆。以朔日定月，以設閏月（十九年七閏）使陰曆年（一年十二個月）與太陽曆之回歸年（365.2422日）調諧，以太陽曆設定二十四節氣，指導農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也是沿用至今、曆史最悠久的曆法。中國的天文研究，還與醫學掛鉤，形成了獨有的運氣學說，預測流行病的發生，這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再說醫學，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的中國醫藥學體係，是生命哲學的完美體現，是一個功能定義、動態平衡、身心兼理、防治結合、知行統一、傳創不悖的有機體係。其經驗積累與創新能力，是世界上其他醫學體係所無法比擬的。
“養蠶取絲”，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項了不起的發明，相傳始於黃帝的妻子嫘祖，考古發現，在河南滎陽青台遺址中有絲綢碎片，距今約5500年，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蠶和繅絲織綢的國家。絲綢在很長一段歲月裏，是專供一些歐亞國家王公貴族享用的最高檔的奢侈品，各國商人長途跋涉，到中國來販運絲綢，踏出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再說建築，所謂“秦磚漢瓦”。中國很早就發明了磚瓦，用於建築。磚木建築，其實是建築史上一大革命。對比金字塔、羅馬神廟這樣的壘石建築，磚木建築，人工要省得多，所以，不需要大規模的奴隸勞動，我想，這也是中國沒有出現奴隸社會的一個原因。中華民族是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第一注重的是農事，“民以食為天”，因此，大規模的工程建築，都要求放在農閑的時候進行，“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第一》）；即便如此，大興土木，還是統治者的一大失策。秦始皇修長城，是磚砌的長城，抵禦外敵像石頭長城一樣堅固，但為修長城大量調用民夫，結果民夫起義，幾年裏把秦皇朝推翻了。長城延綿千年，秦皇朝卻隻有短短十幾年，這是一個象征。舉目世界，埃及金字塔、羅馬神殿還在，當年的埃及民族、羅馬民族卻早已不複存在。在中國，消滅的隻是朝代，在國外，消滅的卻是一度非常強盛、橫行世界的民族。因此，以磚瓦來代替壘石，反對大興土木，標誌著一種新的建築文明理念——人本的建築理念的誕生，不再是以物質來標誌文明。物本的建築理念，文章做在質材上，多少噸重的石塊，怎麼切割，怎麼運輸，怎麼壘上去，怎麼壘得這麼高？人本的建築理念，文章做在人的智慧上，怎麼不用一根釘，怎麼不用一根梁柱，怎麼造拱頂、飛簷，怎麼雕飾梁柱、門窗，怎麼造成回聲效果？磚木建築方麵的技術，中國至少領先西方幾百年。
等等，等等……
不說那些大的方麵，就是小的發明，如圍棋（遊戲方麵）、筷子（餐具方麵）、算盤（計算器方麵）、毛筆（文具方麵），也是迄今為止於所在領域無出其右的發明，但這些都不能進入西方偉大的科技發明的視野，原因就在，這些發明都是用於安居生活的，與戰爭無關。
造紙和活字印刷，不是隻與“文”有關，怎麼也被西方人認同是偉大的科技發明呢？
隻要稍知西方近代的曆史，就可以知道，有了造紙和印刷術，使保留在基督教經院收藏的羊皮紙手抄本裏的知識得到解放，通過紙本的印刷品廣為傳播。而這些知識中，直接被“大百科全書派”、經驗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學者汲取、利用的，就是通過細分研究，可以製造出符合目的要求的機器，成倍提高效率的思路。前麵已經說過，製造首先是武器的製造，船堅炮利，給“炮艦政策”、“殖民主義”、瓜分國際市場提供了“物質基礎”。這樣，精神就瓜熟蒂落的變為物質，“知識就是力量”當然毋庸置疑，“文”與“武”也因此無縫對接，造紙術與活字印刷在崇力文化的視野中被奉為神明。
厘清了生命哲學與製造哲學的存在基礎（或者說產生的語境），就可以進一步分析對比它們之間的差異。
生命哲學認為，宇宙（世界）的本原、本體是最大的生命，具有生命的一切指征。其根本性質，借用物理術語來說，就是一片動力，其實就是生命力。製造哲學認為，宇宙是個物理實體，它或者是上帝創造的，或者是可以被人根據他的意願改造的。
論述這個問題，先從製造哲學角度說，容易看清楚。
在製造哲學中，不可或缺的就是那個製造者，除了這個製造者以外，其他都是他的製造物。在基督教神學裏，這一點是再清楚不過了。上帝就是那個製造者——造物主，世界、動植物、人類都是他製造出來的。他的權柄來自他的造物主身份，既然他製造了，當然有權使用，使用不靈，有權修理，也有權毀滅。
上帝也是全知全能的，就像人相對機器而言，是全知全能的。因為機器的“智慧”正是人給予的，是人按照自己的智慧製造出來的。所以《舊約·創世記·第一章》中便說：“神（唯一的神，或譯為‘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這形象，包括身體與精神兩個方麵。猶如我們把機器人所有的“智慧”稱之為“人工智慧”一樣，人的智慧，在“上帝”（如果存在）看來，也是一種“神工智慧”。人的智慧（神工智慧）和神的智慧是同質的，但永遠不可能達到神的智慧的程度。而且，基督教神學認為，人如果要發展自己的智慧，那就可能闖禍了、犯罪了，使世界大亂，所以，告誡人類的始祖亞當與夏娃，不要去吃智慧樹上的果子。而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後，就把他們逐出伊甸園。因此，人的原罪，來自人要發展自己的智慧。今天美國拍的機器人造反的科幻片，就沿襲了這個“原罪”模式。
僅從這一點來看，基督教的原罪模式似乎和老莊的“反智”傾向是一致的，然究其實，卻是南轅北轍。基督教神學反智，反的是人類的“智慧”，並不反上帝的智慧，而且，正是以上帝的智慧來證明反人類智慧的必要性。這種“證明”的溫和的表述，就是“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因為人類的思考歸根結底是錯誤的，是要惹是生非的，是要破壞世界完美的秩序的。所以，這種“反智”，是一種思想的壓製，是很專製的。作為反彈，人類一定要宣布“上帝死了”，才能從這種思想專製的話語中解放出來。
而老莊的“反智”，是要人將思維從“知識”“智謀”的局限中解放出來，提升到“智慧”的高度。而儒釋道都認為這種智慧是在“人性”中的，是與生俱來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智慧不是可以從外界學得來的，但通常是被後天的“習”（知識、智謀）所遮蔽，需要去發現，去磨垢重光，去見本來麵目；所以，這提升，其實是回歸。這種思維，從“民主”“專製”的角度去定義，那是絕對的“民主”；從“人本”“神本”角度去定義，那是絕對的“人本”。每個人的本性發現就是“智慧”，就是正確無誤的，不需要某個權威來告訴你什麼是正確的，告誡你什麼是錯誤的，也沒有什麼權威能做到這一點，還有比這更民主、更人本的理念嗎？
如果說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麼，為什麼上帝會造出魔鬼，會造出那麼多的害蟲猛獸？世界上為什麼有那麼多苦難與災害？用這樣的問題去問熱忱傳教的中國的基督教徒（外國傳教的基督徒我沒接觸），可以保證，他們說得口燥舌幹，你還聽得莫名其妙。其實，這個問題還是可以解釋的，用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相對人的不全知全能而言，就可以說明。就像人的智力是有局限的，但相對他製造出來的機器是全知全能的。人的全知全能包括他有認識錯誤、改正缺點的智能，上帝的全知全能如若這樣理解，一般人就容易接受了。問題是中國的基督教信徒也許不肯這樣說，他們認為這樣說是對上帝的大不敬，是大逆不道的。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絕對的，上帝也不可能犯錯誤、有缺點。所以，隻能無視這樣的質疑，硬撐著“全知全能”下去。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製造哲學因為非得要有個絕對權威的造物主，所以它的思想方法的專製性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說專製的思維方法是其題中之義，不專製，也就沒有製造哲學。
前麵已經說過，製造哲學是在遊牧類型文化的語境中產生的。遊牧類型文化，是以戰爭為常態的文化，贏得戰爭的勝利，高明的指揮官非常重要，而指揮官要令行禁止，樹立絕對權威就非常重要；所以，崇拜英雄、服從權威，實行專製政治，是遊牧類型文化的自然要求。這個指揮官形象化為造物主形象，“造物”為“造物者”的絕對權威地位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根據，於是，製造哲學就成型了，它的一係列的推理就變成了宇宙的真理。所以說，製造哲學把遊牧類型文化提升到了崇力文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