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農耕文化與遊牧類型文化
崇德文化產生於農耕文化，崇力文化產生於以遊牧文化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與海盜文化。農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遊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農耕文化以家庭、家族為社會細胞與係統，遊牧文化以團隊、集團為社會細胞與係統。農耕文化以親情為人際關係的紐帶，用禮義來規範；遊牧文化以利益為人際關係的紐帶，用契約來約束。農耕文化重曆史傳承，重在“久”；遊牧文化重新奇開拓，重在“強”。農耕文化推崇聖人，遊牧文化崇拜英雄。農耕文化是過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塵”、近悅遠來，整體的安定、統一，以保持整體內部的多樣性與發揚個性為前提；遊牧文化是以戰爭為生活常態的文化，重競爭、征服，整體的效率、團結，以權威與實力為轉移。農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從以上的簡略對比就可以看出，之所以把西方崇力文化作為崇力文化的樣本，還因為現代被稱為“工業文化”或“後工業文化”的西方文化，實際上是全盤繼承並發展了曆史上的遊牧文化。
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兩大基本特點：一，逐水草而生。二，無度消費。因為消費品主要是搶來的，用完了還可以再去搶；而且時刻可能上戰場，不能保證明天還活著，故而，“今日有酒今日醉”、“一夜情”成了合理的思維、正常的情感。
現代西方民族正是在這兩方麵繼承了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方麵，逐資源而生，石油等資源就是現代的“水草”。另一方麵，對他國資源的竭澤而漁式的掠奪性開發，以滿足滾雪球式的高消費，來保持經濟指標的持續增長。
現代西方民族比曆史上的遊牧民族對軍事實力更加倚重，因為軍事力量不僅要用來保障資源的供給，還要占領市場和保護市場。從帝國主義列強需要瓜分世界市場這一點來看，資本主義市場從早期到壟斷階段，都不是真正進行公平交易、用無形的手來調控的商品市場。他們在國內市場上也許是實行比較完好的市場經濟（壟斷的產生，市場經濟就不會真正的完好），在國際市場上，一定是實行不公平交易，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交易中獲得豐厚的利潤。不公平交易的市場是需要用武力來維持的，是要用軍事割據的方式來進行瓜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兩個陣營，既是軍事共同體，又是經濟共同體，說明現代的經濟是一種以武力為後盾的經濟，根本不是所謂的自由經濟，是一種經濟殖民，有別於武力殖民的新殖民。當經濟殖民受到威脅的時候，武力殖民就走到前台。從經濟殖民轉到武力殖民，幾乎不需要什麼轉換，就像伊索的《狼和小羊》的寓言，要找個動武的借口還不容易嗎？
因此，現代西方社會的主流的思維方式，或者說是集體無意識，不是“公平交易”“誠信為本”“童叟無欺”“和氣生財”的商人的思維方式，而是“弱肉強食”“唯我獨尊”“不擇手段”“無限擴張”的武士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武士的思維方式裏，以市場為戰場、視商貿為商戰，是十分自然的。看到他國的經濟繁榮、實力增強，就視為“威脅”，也是十分自然的。有人改流行歌曲歌詞：“隻要你過得比我好，過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所有煩惱在我身邊圍繞”，活畫了這種心態。
產生這種心態，不是什麼血統裏帶來的尚武基因所決定的，也不是什麼民族劣根性，而是文化的積澱、曆史遺留下來的沉重的包袱。歐洲曆史上以遊牧、殖民、商旅為營生的民族，原來所處地域的自然條件都是比較差的，農耕與畜牧發展不起來，隻能離鄉背井，向外尋求生存、發展的空間。
我出訪瑞士才知道，這樣富裕、美麗的國家，在許多當代中國人眼裏，簡直是人間天堂，然而在一二百年前，卻是十分貧窮，窮到要靠輸出男丁去當雇傭軍來維持民生，與手表一樣著名的瑞士軍刀，就是那個時代的印記。在一係列戰爭中逃亡出來的法國人帶來了鍾表技術，才使瑞士由窮變富，富得流油。如果沒有手表和農副產品的巨大的差價，瑞士能在短時間裏這麼富嗎？
環顧當今世界上先進、發達、富裕的國家，在三四百年前，無不是貧窮的國度，所以，西方文藝作品中，海盜船是個充滿神奇色彩的舞台，演出魅力四射的人生。所以，篤信基督教的西方人，講究博愛的西方人，同時也首肯，他們國家的安全邊界，應該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隻要認定對他們國家的安全構成威脅，就可以發動先發製人的軍事打擊。西方人確信（現在很多中國人也相信），他們的迅速富有，是工業革命的成果，而工業的高度發展，給全世界帶來了高度的文明，所以，全人類都要對工業革命與後工業革命表示感恩。但大多數西方人就不想一想，如果工業產品真的那麼好，拿來推銷就可以了，何必要用槍炮來迫使亞洲、非洲、美洲人接受？如果商品交換真是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價值單位的公平交易，西方人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多幾倍、幾十倍的勤勞，怎麼會迅速地積聚起多幾倍、幾十倍的財富？工業革命似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高樓林立，電網普覆，飛機淩空，人類登月；但同時帶來了史無前例、積重難返的深刻危機，兩次世界大戰，此消彼長的局部戰爭，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地球環境的迅速惡化，得失相比，是得大於失，還是失大於得？得與失，哪個的作用更長久的？我們留給未來，是文明成果，還是難以拔除的禍根？
隨舉個身邊的例子。寫以下文字的此刻（2009年7月15日）已入伏，上海早在一個月前出現攝氏30°以上的高溫天，６月２０日氣溫高達37.9°，超過體溫。但我坐在開著空調的房間裏，一點不出汗，輕鬆愉快地坐在電腦前敲鍵盤。應該說，我是充分享受著工業與後工業的文明成果，或者說，工業與後工業的發明成果，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但是，我記得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上海大多數家庭是沒有空調的，何況大商場與辦公室。但上海人並沒有感到三伏天就沒法活。我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家，臨街的石庫門房子的二樓，朝南隻有１平方米多一點的窗，大多數的夏日，覺得涼風習習，晚上睡覺，大人還要叮囑肚子上搭一角薄被，有時還要關掉一扇窗。半夜醒來，不是熱醒的，而是被臭蟲咬醒的。在六七十年代以前，家裏有華生台扇的是資產階級，至少是小資產階級中的高級職員。我在1982年結婚時裝了舒樂吊扇，雖然是通過熟人買的優惠價，還是很奪鄰居眼球的奢侈品。現在享受空調，在家裏當然比自然風要涼快，但出門就寸步難行了。固然有全球變暖的因素，但在上海，更多的是空調機造成的熱效應。那麼多的空調機把室內的熱氣排到室外，室外的溫度不能不升高若幹度。室內的涼是以室外的熱為代價的，對不裝空調的人家來說，如今上海的熱天就非常難熬了。這些人家就以攢錢去買一台空調為生活目標，因為空調已不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成為必需品。隨著裝空調的人家和公共場所越來越多，空調機的功率越來越大，上海的室內外溫差也越來越大，上海的夏天必定以領先全球變暖的速度“跑贏大盤”。而“室內外溫差加大”的“物質文明成果”，是以能源的越來越多的消耗與地球氣候的變暖為代價的。
舉一反三，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物質文明的發展，多是這種“空調效應”。
科技發明的成果，使一部分人的衣食住行醫的狀況得到改善，通過不公平交易甚至是強製交易，這部分人將技術成果轉讓給另一部分人，從而獲取超額利潤。故而，表麵上是科技成果不斷地被發明和推廣，大多數人享受到了前人享受不到、甚至無法想象的物質條件，但貧富差距卻在加大，貧富比例也在加大，幸福指數必然下降。因為人是文化動物，物質條件改善得來的幸福感，很快就被在人群中地位（被承認度）下降的失落感所抵消、所壓倒，再加“比上不足”的私欲熾心，就像室外飆升的氣溫，室內這點陰涼，是不能消心頭之暑的。而人類在享受這種“物質文明成果”的同時，付出了資源疾速消耗、環境急劇惡化的代價。
因此，沈雄風提出，現代西方文化，不能稱為工業文化或後工業文化，應該稱之為“工業遊牧文化”。工業革命並沒有給人類帶來一種新的文化，所謂工業與後工業文化隻是一種幻覺與有意的虛構。現代西方文化還是以遊牧文化為體，工業與後工業隻是這種文化換上的時裝。如果“現代化”僅是指科技的進步，或所謂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那麼這種“現代化”隻能是在“空調效應”的怪圈裏進行的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科技的進步會變成明天的禍根而不是人類的福音。
不是要否定人類改善環境，改進生產、生活的物質條件的努力，而是要給科技進步一個確切的定義。不是每項新技術的出現，都必然帶來進步，給人類社會帶來益處。
還以消暑為例，過去的送風的思路，室內的陰涼不是以室外的升溫為代價的，室內風多了，人體散熱快了，不會造成室外風小了，行人感覺熱了，因此，以電扇代替人搖的扇子，盡管也要消耗電能，但這種技術進步是利大於弊的，是接近自然的（利用了空氣流動產生風，在有風的條件下散熱快的自然原理），故而是可取的。而空調，則是以室外大環境的升溫為代價來造成室內小環境的陰涼，以犧牲大環境來成就小環境，從整體來看，是弊大於利，是反自然的，因而是不可取的。所以，問題不在要不要以人力來消暑，而是怎麼以人力來消暑。自己求涼快，但不能以讓別人更熱為代價。
問題不在要不要市場經濟，而是要怎樣的市場經濟。不在要不要發展科技，而在要怎樣的科技。不在要不要使GDP增長，而在怎樣使GDP增長，是不是GDP就等同於物質財富？是不是GDP增長就意味著物質條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
對“現代化”和“科技進步”的概念的辨析，是要指出，不是科技發明和利用決定曆史的走向，而是人的觀念決定對科技發明的利用。“進步”是種價值觀念，價值觀是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集中表現，所以決定人類社會的發展、曆史的走向的，歸根到底是人。人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人是文化動物，唯人才有價值觀，才有曆史。人對外界不是被動的反應，人的行為不是受生理條件的製約，如貓要叫春、牛馬到發情期非發情不可。人的行為受欲望的驅使、受觀念的支配，受理智的調控。現在世界麵臨的種種危機和嚴重問題，不是工業化和後工業化的必然結果，不是科技發明必然帶來的弊病，而是西方人遊牧文化思維定式帶來的後果。是文化觀念問題，不是科技問題。現在提到“科學倫理”，集中在核能利用、克隆人、轉基因等少數幾個問題上，其實，科學倫理涉及的方麵應該大得多，如“空調效應”。又如塑料袋，在白色汙染已經明確是環境一大公害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能禁止塑料袋的生產，而采取舍本求末的“限塑令”措施呢？關鍵還在塑料袋生產的巨大的利益上。這充分揭示，現代社會的製度設計，是以利益為轉移的，所以，盡管塑料製品、香煙似乎已被定論為公害，但各國政府隻能在“限製消費”上做虛情假意的文章，卻在“禁止生產”上裝聾作啞。
前兩年，國內有某些機構、媒體，找幾個科學家來，再找幾個作家與人文科學學者來，舉行“科學”與“人文”的對話，讓人感到不知所雲。如果“科學”要與“人文”對話，就應該在“科學倫理”上對話，通過討論，明確科技發明服從於社會倫理的原則。科技發明可以推動曆史的進步，但科技發明不能決定曆史的走向。決定曆史走向的還是人的意願。
恩斯特·卡西爾在其卓越的著作《人論》中說，人不能把握一個現實世界，隻能把握一個由文化符號構成的觀念世界。這是人的局限性，也是人的優越性，優越於其他動物的地方。其他的動物種群的滅絕，是因為客觀自然環境的劇變。如果有朝一日人類滅絕，原因一定在人類自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是對人而言的絕對真理。因此，人需要曆史，“以史為鑒”，了解曆史可以總結經驗教訓（曆史在中華民族還有更大的作用，這在以後詳議）。這就是我們今天來分辨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指出所謂“工業與後工業文化”，實質是“工業遊牧文化”的意義。總結過去，是為了麵向未來，不是要算曆史的老賬；拆穿崇力文化的謊言，也不是為了在話語上爭勝，恢複崇德文化的尊榮地位。“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恒自然。”（還真本《老子》第十四篇德章〔王弼本第五十一章〕），話語權不是靠爭能爭得來的。但我確信，觀念的改變完全能改變曆史的趨向，把人類從崇力文化的戰車上解救下來，走上和諧繁榮、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
從謀求人類（人群）整體利益、長久利益的邏輯前提出發，來重新認識農耕文化，我們可以看到農耕文化許多被遮蔽的優點，這些優點不僅為中華民族所需要，也是全人類所迫切需要的。
“我們”是指當代中國人。我們這一代人（就算是40、50後）自不必說，從我們這一代上溯，直至現在碩果僅存的“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也不必說，就是我們以下的一、二代人（以20年為一代，60、70後，80、90後），說到“農耕文化”，就會想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這是一種保守、落後的經濟，是一種要遭淘汰的經濟，是中國在近代挨打、麵臨列強瓜分危險的經濟基礎，因此，農耕文化就是落後、保守、必遭淘汰的文化。文革的上山下鄉運動，雖然打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旗號，但在一代“知青”心目中留下的，是農村貧窮、落後，農民自私、愚昧的深刻印象，加固了農耕文化是中國落後的根源的觀念。這是西方崇力文化話語告訴我們。所以我說，當代中國人的顯意識裏是崇力文化，崇德文化在潛意識裏。
崇德文化的話語係統裏，農耕文化一個顯而易見的優點，就是社會生活的穩定。穩定帶來持久的延存，非強大外力不能打破，就是打破了，傷口也能較快愈合，就是斷臂缺腿，也不影響個體的長壽存世，也不影響傳宗接代，繁衍生息。正是農耕文化，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唯一的人脈、曆史、文化未發生斷裂的古老民族，而且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自我修複能力最強的民族。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經曆了推翻帝製的革命、長期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多次運動，十年浩劫，等等、等等，都是使幾億人卷入其中的全麵的折騰，但稍假時日，最近的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一眨眼工夫，中國就成了世界上第一製造大國，外彙儲備最多的國家，美國的第一債主國。這不是中國由農業大國成功轉型為工業大國的結果，也不是農產品成本大幅度降低、利潤大幅度增長的結果，也不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結果（中國的市場經濟應該說還是很不完善的，不完善主要不在行政幹預過多，而在法製監督不夠。市場經濟首先是法製經濟，無形的手通過法律、契約來發揮作用，但中國的市場經濟恰恰缺少最基本的一部債法，這樣，經濟法係統就缺乏基礎，因而產生了有中國特色的“三角債”現象、“雙軌製”倒賣批文的現象；進行現代化企業改製，又出現了“左手賣給右手”的現象。但就是在這樣的市場條件下，中國經濟還是出現了超過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騰飛），這是農耕文化的思維方式在其中起作用的結果。
一個重要的因素，農耕文化講究積累、儲蓄，講究報效家國，講究傳子傳孫，這些都使中國的經濟是儲蓄型經濟，而不是靠超前消費來拉動的經濟。這樣的經濟從消費水平來看似乎比較低，但它的抗風險能力強。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大多盯著消費這一塊，千方百計要刺激消費，從而拉動內需，使GDP保持高速增長。在這樣的經濟學家眼裏，中國人的量入為出、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細水長流的儲蓄型消費心理，實在是不能與國際接軌的落後觀念，是使他們很傷腦筋的問題。他們寄希望於今天中國的“新人類”、“新新人類”能夠轉軌到超前消費。照我看來，如果真是這樣，中國的泡沫經濟時代就真的要“狼來了”，而中華民族也可能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以前的“最危險”來自外敵入侵，屬於“天作孽”，而這回是“自作孽”，那是比前一次“最危險”更高一個檔次的“最危險”，中華民族能逃過這一劫嗎？但我相信，中華民族的崇德文化的深厚傳統，是不會讓這種“自作孽”的危險成為現實的。
農耕文化使社會生活穩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傳統來實現的。或者說，家庭、家族在這方麵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農耕社會的基礎。
農耕的生產方式，使人群世世代代在同一塊土地上繁衍生息，不同的家庭、家族，年代久了，通過通婚等形式，結成情緣關係，所以，同一塊土地上的人，難免有親戚關係，因此，親情自然成了人際關係的紐帶，即使到了現代中國，“鄉親”還是一個很自然的概念，不需思索與辨析。鄉親，鄉親，故鄉人便是親屬，故而，“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可以傾訴衷腸。我是生於長於中國最典型的現代城市、移民城市——上海，從阿爺一代就移民上海，雖然籍貫欄裏還是填“寧波鄞縣”，但寧波老家沒有什麼親戚，所以這種“故鄉”“鄉親”觀念很單薄。我在寫作《話說上海人》一文時，思考了“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話”“上海人以被外地人認為‘不像上海人’為榮”這種在中國十分奇怪的現象後，得出結論：“上海人是以上海話為內心語言的文化人群”，並預言，“上海話”這一自南宋杭州話以來，中國土地上唯一產生的新方言，雖然是上海人對中國作出的最大的文化貢獻，但不可避免地在向普通話方向發展，我們的下一代上海人，可能不再會說純正的上海話（其實所謂純正的上海話是電台滬語廣播的產物，隻不過將近百年的曆史，約定俗成，是沒有正音的字典為依據的，談不上什麼標準不標準），但肯定是全中國說普通話和外語發音最標準的人群。這篇寫於1993年的文章，今天看來，觀點和預言基本是對的。但最近這幾年，我注意到倡導上海話、肯定上海人的潮流正在上海灘上湧動，從媒體上看聲勢還不小。而有些積極分子，正是當年以被外地人誇“不像上海人”為榮的人。他們真誠地忘記了當年對上海人、上海話不屑的態度。我覺得這是上海人鄉土觀念“覺醒”的表現。上海人在外地、外國，一聽到上海話，也會格外親切，相對“淚汪汪”了。本來，我認為上海人在地理上是無根的，所以我定義上海人是“文化人群”。現在，也不是上海的地理環境有什麼變化，使上海人在土地上紮下了根，而是農耕文化強大的家庭、家族觀念，使上海人感到需要形成一個“上海人”族群。
上海還是移民城市，而且新一輪的移民潮可能不亞於上一輪的移民潮。因為，雖然從移民與原住民的比例來說可能還沒超過，但從移民占據的位置來說，則應該已經超過了。上海已經流傳這樣的話：內環線以內說外國話，中環線以內說普通話，外環線內外說上海話。這說明在收入豐厚的寫字樓（這是老上海話）裏，多的是“新上海人”。但“新上海人”雖然身居要津，卻主動地要向“上海”皈依，以“上海人”為榮，也有學說上海話的積極性，說明這種文化認同，是出於定居文化的需要，而定居文化是一種以親情為紐帶的文化。
這裏，要討論一下墨家的“兼愛”觀念。孟子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這話有些偏激，但孟子的批評這樣激烈，是因為他看到了“兼愛”理念對家族製社會結構的破壞作用。墨子提出“兼愛”，是要為墨者團體的構成提供一種理論。墨者團體是一個以流動性、遷移性為主的社會組織，這樣的組織，與中國原有的安居性的、自然繁衍的社會組織不同，不能以親情為紐帶聯係起來，隻能以契約為紐帶聯係起來。以親情為紐帶的社會組織，倫理價值的基礎落在“仁”上，“仁”就是基於親緣（夫妻）關係與血緣關係（父母與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的愛，及這種愛的推廣。以契約為紐帶的社會組織，倫理價值的基礎落在“義”上，“義”就是公平交易與遵守契約。“義”還表現為朋友關係，就是“友誼”，“誼”即“宜”，“義者，宜也。”友誼就是合理、合適的朋友關係。這種朋友關係，又以獨立成人後的兄弟關係來比擬，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就是“兼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