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
與我十年前動筆撰寫《還吾莊子》的時候相比，今天的國學應該說已經很熱了。盡管學術界對“國學”這一名稱是否合法尚有爭論，對青少年要不要讀經（指的是中國古代的經典，如《論語》、《老子》、《莊子》、《孟子》等）爭論更加厲害，但大眾對國學表現出來的空前的熱忱，已經表達了他們的意願，希望從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吮吸乳汁，相濡以沫，來滋養今天美好的和諧社會。因此說，“國學熱”，作為“中華文明熱”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應運而生，應日益昌盛的國運而生，應中華民族重振雄風的時代需要而生，也是應世界新一輪遊牧文化向農耕文明同化的曆史趨勢而生。（今天的遊牧文化就是工業遊牧文化，我將在以後論述這一點。）
促使國學熱成為大眾關注的對象，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易中天、於丹、紀連海固然功不可沒，倡導新道學的胡孚琛、提倡兒童讀經的蔣慶、呼喚當代新道家的董光璧，還有餘秋雨、金文明，郝明鑒與他主編的《咬文嚼字》等，也都有很大的功勞。就是從根本上反對有“國學”這一說的，如舒蕪，也因為他的反對意見，使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鑒別能進一步深化。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熱其實也不是一日之功。就像燒水，沸騰前的加熱，都是為沸騰這一刻做準備的。能看到的是沸騰時的泡沫翻騰，其實沒有沸騰的水也聚集了足夠的熱量，沸騰隻不過把熱量變成可以看見的現象。但我現在關心的，不是在國學熱的形成過程中誰的功勞更大，誰的見解更高超，我關心的是國學熱不是熱鬧一陣，如風吹過，而是能將熱能轉化為持續的推動力。就像蒸一碗魚，鍋子裏盛了半鍋水，蒸夾上放了一碗魚，蓋上鍋蓋，加熱燒水，水沸騰了，冒白汽了，立刻揭開鍋蓋，熄了火，魚有沒有蒸熟呢？蒸魚需要水先沸騰，這不錯，但水沸騰了是不是能說明魚已經蒸熟了呢？但中國的事情往往熱過了，事情就算成了。一些小事無所謂，就我的記憶而言，光健身方麵，就有甩手熱、喝紅茶菌熱、打雞血針熱、喝涼開水熱、太極拳熱、氣功熱、練功十八法熱、木蘭拳熱，等等，等等；但如果國學熱也是曇花一現，就成明日黃花，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們且不說國學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也是人類的待開發的巨大的精神寶藏；就說今天這國學熱實在是來之不易。就在十年前我動筆撰寫《還吾莊子》時，老子、孔子、莊子（以出生年歲為序），還是戴著各種帽子，至少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不合時宜、對現實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和作用的老古董。所以，對我說要還《莊子》的本來麵目，“一千七百多年來，我們接受的是一個被注出來的偽莊子”，遭遇最多的問題，除了“這怎麼可能呢”，就是“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呢”。
我當時就回答說，“有什麼意義”，可以說“沒有意義”，也可以說“很有意義”。說“沒有意義”，沒有我認為的什麼實用意義，或者說，我怕過分的強調《老子》、《論語》、《莊子》的實用意義。《老子》、《論語》、《莊子》我認為對做生意、炒股票、處理官場、職場關係等，就沒有什麼實用意義。現在有很多講老子、孔子、莊子思想的實用意義的書、講座，說得都不錯，但其實去掉其中引用的老子、孔子、莊子的語錄（往往還是斷章取義、望文生義、以訛傳訛的錯誤引用），所講的道理在其他的書裏也可以看到，老孔莊的思想隻是裝點門麵的包裝。中國人因為傳統悠久，也因為是農耕民族，曆來尊重傳統，所以對寫書的、講演的引經據典，往往就肅然起敬，覺得他的話一下子很有道理、很有文化，但從接受學角度來說，其實是不可取的。
對此，我們這一代人是親身經曆，有深刻教訓的。文革前夕，學習毛澤東思想就出現了庸俗化傾向，當時就編了一本書，叫《學習對立統一規律一百例》，裏麵都是工農兵學習毛澤東思想辯證法，解決工作、生活中實際問題的例子。不是說這些例子不對，也不是說對立統一規律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但如果以為這就是對立統一規律，這就是辯證法，這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就可能出大問題了。以後林彪編印《毛主席語錄》，提倡學習毛澤東思想要“狠鬥私字一閃念”，要“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行動上”，那就與集體催眠、文化大革命有直接的聯係了。黨內當時有理論家注意到了這個苗頭，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要防止庸俗化傾向，在文革中作為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言論，被鬥得要死。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對學習、普及時的庸俗化傾向有特別的敏感。老孔莊的偉大，決不在於他們的一些具體的觀點、結論，甚至某一句話，像數學公式、物理定理一樣，可以現成拿來一套，就解決實際問題。說“很有意義”，就是老孔莊的思想可以解決根本問題，今天建設和諧社會，老孔莊思想就可以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理論基礎。我們今天提倡素質教育，學習老孔莊思想，就可以提高我們的精神素質，提高中華民族整體的精神素質。
舉個例子說，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從“打倒孔家店”以來，就一直是孔子桎梏人心的一條罪證。其實，這段話是對士大夫說的，禮是對士大夫這一群體的特殊要求。所以，孔子又說：“禮不下庶人”，這句話也一直是孔子看不起勞動人民的罪證，其實，孔子的意思是，對不是士大夫的普通人，不要有那麼多禮義的要求，但你要做官，掌握一定的權力，就一定要嚴格約束自己。今天，對黨政領導幹部就有嚴格的紀律約束，普通老百姓就不用，當然，你如果以黨政領導幹部的要求規範自己的言行是好的，但你不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黨政領導幹部必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譬如，我們小百姓幫人辦事，事情辦成了，別人送點禮，給點錢，你接受了，沒什麼。領導幹部給人辦事，辦成了，別人酬謝他，他接受了，就不可以，甚至刑事犯法。我看到過一個材料，有個管基建的鄉幹部，項目做成了，驗收也通過了，承包商送他線，他開始不拿，但後來知道承包商在這個項目裏要賺得多得多，給他的隻是個零頭。他為搞項目沒少吃辛吃苦，但隻拿些清湯寡水的工資，他心裏不平衡了。他想，我不拿，這錢還是落進承包商的腰包裏，我拿了，還可以拿出一部分錢來幫助窮人。所以，他後來就拿了，也拿出一部分錢來做慈善資助，但終究東窗事發，因受賄罪而鋃鐺入獄。他覺得有些冤，在他角度來說，好像振振有詞，但他為什麼拿出一部分贓款來慈善捐助呢？說明他心底裏知道這是“非禮”行為，是不對的。所以，擺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士行規矩的約束，使他犯了罪，但孔子建立起來的這套士行規矩終究還是減輕了他的罪行，也為他犯罪以後迷途知返而不是破罐子破摔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