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問”的“問”不是“提問”的“問”，而是“慰問”的“問”。“切問”就是切實地慰問。
“近思”的“思”不是“思考”的“思”，而是“思念”“思慮”的“思”。“近思”就是貼近地思念、掛慮。
“切問”與“近思”意義相近，但有側重。“切問”重在“切”、切實，慰問措施要落在實處，不要搞虛頭花樣；“近思”重在“近”、貼近，要像掛念親人一樣關懷民眾。
做到了廣泛地實行教化，是引導民眾向善、順應天性發展，而不是壓迫、強製民眾；堅持正確的政治理想，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去謀求權力、功利；切實地慰問民眾，而不是虛情空言；貼近的掛念民間疾苦，而不是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做到這一些，還不是“仁”政嗎？所以說：“仁在其中矣。”“仁”就體現在這些具體的政治行為之中。
《論語》裏一共三個“博學”，兩個“博學”情況如此，當然不能說這裏的“博學”一定就隻能作“廣泛地教化”解，但說為這樣的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應該是可以說了。能不能作這樣的解，主要還是看本句的語境，以及與孔子的一貫思想是否吻合。
如果“博學”是“廣泛地教化”，那麼“無所成名”是什麼意思？此“名”應該通“命”，《老子》中很多的“名”，如“道隱無名”“道恒，無名”“無名之樸”的“名”，據我考證，都是“命”的意思。“無名”就是“無命”，非命令式，“無名”是道的作用方式。“無所成名”與“無名”意思有關聯。“成名”直譯就是“定規的命令”，意譯為“指定的模式”、“教條”，“博學而無所成名”，就是稱讚孔子廣泛地進行教化，而又沒有定式、教條，所以稱其為“大”。此“大”不是“偉大”的“大”，當時稱頌人主要還是用“聖”、“賢”，“大”一般是實指，如“國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大”不一定就是好的，不像現代，“偉大”是最高的稱頌詞。這個“大”是“有容乃大”的“大”。說孔子“大哉”，就是說孔子身體力行教化，又不是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心胸寬廣，能容納。
《泰伯》篇有例佐證：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說明為什麼稱“堯之為君”為“大”。“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是民不能給予稱謂，而是民眾不能給他下命令，因為他做得太好了。《老子·第三十七篇道章〔王本三十二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莫之令”就是“無能名”的意思。
孔子聽到這樣的評語，是認同的。他進一步做了解釋。之所以能夠廣泛地教化，又不執著於某種教條、定式，是與他作為教師的自我功能定位有關。他的定位是執禦而不是執射。
後世注家之所以不能理解孔子這個比喻，是因為車戰到戰國時代就逐漸被騎兵和步兵的聯合作戰所替代，後人對這種作戰方式不了解。
我小時候看連環畫，車戰是幾匹馬拉一輛車，車上有一員或兩員將士，手執槍矛等長兵器和敵方交戰。可能漢代人對春秋時代的車戰也是這樣想象的。我這次甄讀“名不正則言不順”章時，引用到《左傳》中趙鞅與蒯聵同車作戰的材料，才知道原來對車戰的想象的錯的。車戰，一輛戰車三個人。一個是駕車的禦者，一個是射手。射手是戰車的主角，但他的武器隻是弓箭，適宜遠距離作戰，如果敵方近身，他無法防衛。因此，在射手的右邊配一個執槍矛的甲士，主要任務是保護射手，與攻擊對方的射手。所以，車戰實際是遠距離作戰，殺敵立功主要靠射手。因此，“射”在六藝中地位特別重要，每年專門要舉行“射禮”，大的典禮上也要安排射禮。相比之下，禦者的地位就要低多了，論功行賞，一般也沒有禦者的份。但在車戰中是不能沒有禦者的，好的禦者使射手能很好的發揮，取得勝利。引用的趙鞅車戰的事例，就可以看到禦者郵無恤的決定性作用，如果不是他禦術高超，趙鞅死在這場戰役中也未可知。但史書上記載禦者功績的，可以說絕無僅有。
孔子說，他“執禦”而不是“執射”，是說他的自我定位隻是引導，至於怎麼建功立業，各人像射手一樣自己根據具體條件去實行。如果禦者要管射手怎麼射，那就要亂套了。
孔子這思想，和《老子》的“無為而治”、“不敢為天下先”、“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勇於敢則殺，用於不敢則栝”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後代的儒家，隻知道“無為而治”是道家的，孔子是“有為”、重教化的，自然就不會朝那邊去想，這樣，就對孔子“大哉”大在哪裏，渾然無知了。所以，尊孔要尊到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把本章串起來意譯一遍：
居住在達巷黨的人說：“包容大氣啊，孔子！廣泛地教化而又不強製推行什麼定式、教條。”孔子聽到這話，對門人弟子說：“我是幹什麼的？我是駕車的？射箭的？我是駕車的。（隻管給射手創造射箭的良好條件，怎麼能管射手怎麼射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