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陰沉枯瘦、沉默寡言的男子站在莫塞爾大街112號外麵，凝視著緊閉的百葉窗。
男子身高五英尺六英寸[1]，穿著白色亞麻西裝，搭配一頂軟呢帽。他的臉像貓頭鷹似的，看上去嚴肅而又睿智。一副厚厚的眼鏡使他那雙犀利的藍眼睛顯得更大了。
他在房子前麵的草坪上躊躇，一遍又一遍地大聲數著步數向門廊走去。他手裏拿著十二枝紅玫瑰，附帶的卡片上寫著：“致我最親愛的朋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生日快樂。——庫爾特·哥德爾（Kurt Gödel）。”
一名身穿製服的司機開著一輛克萊斯勒皇冠豪華轎車，載著咪咪·蒲福和伊莎貝拉·蒲福（Isabella Beaufort）去往聖戴維斯高中（St David’s High School）。
這對姐妹又高又瘦。兩人都是滿頭金發，用絲巾紮著高高的馬尾辮。她們穿著飾有圓點花紋的襯衫裙，腳上是白色的短襪和涼鞋。
她們坐在車內鋪著長毛絨軟墊的豪華座上，聊起鰥居的父親惠特尼·蒲福（Whit）最近寫給她們的信件。他像往常一樣漫無邊際地談到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鎮的蒲福公園。一任又一任保姆在那裏的一座被稱為“城堡”的宅邸裏把咪咪和伊莎貝拉撫養長大。
如今，惠特尼·蒲福身體虛弱，隱遁避世，他因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和早發性癡呆症而坐在輪椅上。管家和護士們對他悉心照料，有求必應。他隻在正餐時間出現，然後默默地吃飯。此外，家裏還有一名上了年紀的司機、幾個園丁、廚師和廚房女仆等員工。除了洗澡、穿衣服和被人抬到輪椅上安靜地吃飯，惠特尼·蒲福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
“二戰”前，許多名人要士曾在城堡裏和蒲福一家共度時光，其中包括時任紐約州州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
另一位常客是咪咪和伊莎貝拉目前就讀的那所中學的創始人——古怪的哈佛學者艾弗裏·惠廷爾三世（Avery Whittingale III）。令羅斯福感到高興的是，惠廷爾經常朗誦埃德蒙·克萊裏休·本特利（Edmuley）的喜劇詩，尤其是蒲福最喜愛的那句：“傑弗雷·喬叟/幾乎不能更粗俗了，/但這從未影響過/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銷售。”
國際上研究中世紀文學的學者們前來參觀蒲福家的藏書室，為的是端詳15世紀早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彩色插圖抄本。藝術曆史學家們到蒲福宅邸考察《烏爾比諾的維納斯》，這幅畫上的女人與意大利畫家提香在畫作《美麗的少女》（La Bella）、《穿皮衣的女孩》（Girl in a Fur）和《戴羽毛帽的女人》（Woman lumed Hat）中所用的模特有著驚人的相似，而這三幅畫作分別放置在佛羅倫薩皮蒂宮、維也納和聖彼得堡。
唉，喬叟的手稿和提香的畫在1939年被賣掉了。現在，城堡的牆上還留有疑似20世紀20年代美國地區主義的代表畫作：格蘭特·伍德（Grant Wood）、約翰·斯圖爾特·庫裏（Joh Curry）、托馬斯·哈爾特·本頓（Thomas Hart Benton）的微型畫作和一幅安德魯·懷斯（Ah）的早年畫作。
而且，藏書室裏絕大多數的書籍和印刷品都受潮了。藏書室的圖書目錄曾被借給紐約市一家拍賣行，後來就消失不見了。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蒲福公園已經衰敗了，如同咪咪和伊莎貝拉就讀的中學一樣。
蒲福家的人都很勢利。如果在家庭談話時提到了某些響亮的名字，有人就會問：“他們是誰……?他們上的是聖戴維斯還是哈佛，還是耶魯？”血緣、關係、名字、大房子和不動產、社會認可、不言而喻的財產以及血統——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兩個女孩的父親本打算讓她們將來去普林斯頓的聖戴維斯高中上學，而惠特尼·蒲福的律師們始終對於他們家嚴峻的財務狀況閉口不言。簡言之，家裏的錢快用完了。
然而，咪咪和伊莎貝拉卻夢想著到倫敦的皇家音樂學院學習。不幸的是，家裏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她們這樣做。同時，家庭律師已經和銀行簽了某種協議，以滿足她們在聖戴維斯的花費。
在學期內，姐妹兩人——十七歲的咪咪和十六歲的伊莎貝拉住在普林斯頓郊外布拉德利（Bradley）叔叔的房子裏，那裏的管家和仆人們照顧著她們。正是住在那裏的某個上午，咪咪錯撥了愛因斯坦的電話。
布拉德利·蒲福叔叔很少待在那裏。他與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夫婦私交甚篤，在華盛頓的中央情報局擔任某秘密行政職務，負責同白宮保持聯絡。
在前往聖戴維斯的途中，咪咪放低了聲音說話：“伊莎貝拉——你能保守秘密嗎？這是真的。我剛剛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通了電話。”
“你怎麼了？”
“我剛剛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通了電話。”
“你瘋了嗎？”
“我確實和他通了電話。真的。”
“愛因斯坦——拜托——愛因斯坦？那個鼎鼎有名的愛因斯坦嗎？”
“我保證就是他。我正要撥藥房的電話，結果弄錯了號碼。於是，聽筒裏傳來：‘你好，我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的電話號碼是341 2400。藥房的電話號碼是341 2499。”
伊莎貝拉睜大了眼睛：“你跟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通了電話？”
“當然，我跟愛因斯坦通了電話。”咪咪說。
“他人怎麼樣呢？”
“真的很友好。說話帶德國口音，聲音裏帶著笑意。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七十五歲了。”
“這件事情太奇妙了。”伊莎貝拉說。她津津樂道於“奇妙的事情”總是發生在咪咪身上。
在一間高穹頂、潮濕的音樂室裏，咪咪和伊莎貝拉正在練習莫紮特的《e小調鋼琴小提琴奏鳴曲K.304》的第二樂章。
最後，伊莎貝拉說：“很好。再來一次嗎？”
“我們必須得走了，”咪咪說，“還有物理課呢。你忘了嗎？E=mc2。”
“我是不是跟你說過一百次了——我仍然理解不了這個等式，”伊莎貝拉說，“對不起，我就是不理解。”
“伊莎貝拉，你怎麼了？”
“它太難理解了。讓我們繼續練習曲子吧。”
當天上午，10點過後沒幾分鍾，阿爾伯特和他忠實的夥伴庫爾特·哥德爾在街上一邊散步，一邊興致勃勃地聊著。庫爾特·哥德爾是個古怪、枯瘦的人，他總是那樣手持玫瑰花束，等在莫塞爾大街的房子外。
像往常一樣，他們走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需要半個小時。他們一口氣說出沿途所看到的花的名字。
“連翹，星木蘭，二喬木蘭。粉紅色的花，紫色的花，白色的花。”愛因斯坦說。
“櫻花，含苞待放的鬱金香，水仙花，金縷梅，盛開的山茱萸。”哥德爾說。
“上帝的傑作，”阿爾伯特說，“上帝的傑作。”
“上帝的傑作。”哥德爾說。
他們在研究院的同事們認為，這對長相奇特的朋友不僅步伐一致，交流起來也旗鼓相當。哥德爾天生的野性和超凡脫俗讓阿爾伯特著迷，他可以巧妙地處理最晦澀難解的哲學和數學概念。反過來，阿爾伯特融猶太人、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科學家-哲學家的身份為一體，正是哥德爾仰望的那個人。
隻有在藝術品味方麵，兩人才有明顯的區別。阿爾伯特鍾情於莫紮特和巴赫，哥德爾則喜歡沃爾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作品。
然而，他們對時空宇宙和第四維度的看法很相似。哥德爾也認為，物質的分布使時空結構發生了彎曲和變形，因此，當航天器的運行速度足夠快時，它可以到達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任何地方。
哥德爾出生於奧匈帝國時期的布隆（Brünn），在維也納求學，並被維也納大學聘為編外講師。20世紀30年代，納粹分子終止了他的職位，聲稱他的政治活動是“可疑的”。如果哥德爾通過“政治測試”，他將會得到一個新的職位。
此外，納粹分子對哥德爾的三次訪美也表示懷疑。
1936年，一個狂熱的納粹學生在維也納大學的台階上暗殺了哥德爾的導師摩裏茲·石裏克（Moritz Schlick），這讓哥德爾對暗殺產生了多疑的恐懼。
三年後，納粹分子宣稱哥德爾應當去服兵役，於是，哥德爾和他的妻子阿黛爾（Adele）被迫逃走了。
他們坐著火車穿越西伯利亞到達日本，然後乘船前往舊金山，並於1940年3月抵達舊金山。
最終，他們定居在普林斯頓。哥德爾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他每年都續簽職位，直到1946年成為終身雇員，隨後又被任命為教員。
1948年，他成為美國公民，但在宣誓時他對現場主持儀式的人說，他發現美國憲法在邏輯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作為證人的阿爾伯特不得不讓他閉嘴，最後通過講些陳詞濫調的笑話轉移他的注意力。
在普林斯頓時，哥德爾深受疑病症的困擾。這些恐懼起源於他童年時期患有的風濕熱——後來還引發了兩次精神崩潰和日益強烈的孤獨感。
阿黛爾是他的配偶兼助手。哥德爾二十一歲時在維也納與她相識，當時她二十七歲，是彼得廣場夜蝶俱樂部的舞女。雖然阿黛爾信仰天主教，卻是個離了婚的女人。而且，一塊胎記損毀了她的麵容。對於他們兩人的戀愛和婚姻，哥德爾的父母感到驚慌和絕望。
哥德爾似乎在逃避生活。他鬼迷心竅地認為從冰箱和中央供暖係統排出的氣體汙染了他的食物，還用自己的柯達Kodascope16毫米電影放映機一遍又一遍地觀看沃爾特·迪士尼的《白雪公主》。他不參與社交活動，卻在夜裏長時間地跟任何願意傾聽的人通電話。
他堅持讓阿黛爾喂他黃油、嬰兒食品和弗萊徹的卡斯托裏阿（Castoria）兒童瀉藥。為了緩解他的陰鬱，阿黛爾在他們位於林登街的前院裏放了一隻粉色的火烈鳥。哥德爾嘟噥著說，這隻鳥太迷人了。
阿黛爾對丈夫在研究院工作感到十分滿意，並把研究院稱為“老年之家”。
隻有和阿爾伯特在一起時，哥德爾似乎才恢複了某種平衡。阿爾伯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家，哥德爾則是他這一代最偉大的邏輯學家，盡管他的名字對這個世界來說毫無意義。
1954年的春天很美。某天早上，他們走過白人寥寥的街區。當地黑人認出了阿爾伯特，帶著仰慕之情朝他微笑，他也報之以微笑。居民們停下來，看著他在納蘇街上買冰激淩。
一個黑人小男孩揮舞著簽名紀念冊跑向阿爾伯特：“請問您能給我簽個名嗎？”
“你知道我是誰嗎？”阿爾伯特問道。
“您看起來像是愛因斯坦博士。”
阿爾伯特重新點燃了煙鬥：“你說對了。讓我看看你都有誰的簽名。”他打開簽名簿：“啊，是的。哥德爾，你看。”
哥德爾看著簽名簿上的名字：托尼·加倫托（Too）。
“重量級職業拳擊手，”阿爾伯特說，“人稱‘兩噸重的托尼·加倫托’。他住在新澤西州的奧蘭治，身高五英尺八英寸，體重兩百四十磅。‘兩噸重的托尼’。”
“說他體重兩噸是不對的。”哥德爾說。
“拳擊是誇張的藝術。”阿爾伯特說，“1932年，加倫托在和亞瑟·德庫（Arthur DeKuh）搏鬥之前吃下五十二個熱狗，贏了十美元的賭注。他們不得不把加倫托的拳擊短褲撕開，這樣他才能穿上。後來，他在四個回合內就打敗了德庫。”
阿爾伯特和男孩放聲大笑。
“哥德爾，你看——傑裏·劉易斯（Jerry Lewis）的簽名。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不知道。”
“還有弗蘭克·辛納特拉（Frank Sinatra）。你聽說過辛納特拉嗎？”
“他在電影《亂世忠魂》裏扮演列兵安吉洛·馬喬（Angelo Maggio），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
哥德爾模仿辛納特拉飾演的列兵安吉洛：“‘我們去電話亭吧，哈？我把藏在我寬鬆運動衫下麵還剩五分之一的威士忌拿出來。’”
“太像了，瘋了，”男孩說，“太像了，哇！”
哥德爾開始帶著濃重的德國口音唱起《輕歌曼舞好營生》。
阿爾伯特加入進來，他們邊唱邊跳。
“唱得真好，”阿爾伯特說，“你在哪裏學的？”
“我跟阿黛爾學的。在夜蝶俱樂部的時候。我的祖父約瑟夫是個歌手，他是布爾諾合唱團（Brünner Männergesangverein）的成員。”
“合唱團？”阿爾伯特說，“好極了。合唱團，充滿歡樂的地方。”
哥德爾沉下臉來：“除了我們的這個世界，還存在其他世界和區別於我們的更高級的理性生物。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不是我們以後居住或者曾經居住過的唯一世界。”
“你們有筆嗎？”男孩問。
“我有，”阿爾伯特說，“但是如果你要認真地做個簽名收藏家，你必須隨身帶一支筆。”
阿爾伯特拿出他的黑色華特曼22號鋼筆：“給你。這是我的‘實驗室’。”
“我以為你已經在萊頓把它給保羅·埃倫費斯特了。”哥德爾說。
“那支華特曼鋼筆是我第一次寫下E=mc2時用的。”
阿爾伯特高興地簽了自己的名字，然後彎下身子，從口袋裏掏出一枚五分鎳幣送給這個男孩。
男孩哈哈大笑，撥亂了阿爾伯特蓬鬆的頭發。
“你應該向我的朋友哥德爾教授要個簽名。”阿爾伯特說。
“為什麼？”
“因為庫爾特·哥德爾關於數學基礎的研究改變了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
“那他製造原子彈了嗎？”
“不，他沒有。”
“他像你一樣也是個天才嗎？”
“他是個天才。是的。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像我一樣理解整個宇宙，從最大的星係到最小的基本粒子。我也不知道他能否像我一樣，找到一種統一的場理論作為解釋萬物的法則，我們拭目以待……”
“好吧。”男孩說，“庫爾特，簽在這裏。”
哥德爾簽了他的名字，還寫了：“2+2=4。”
“我知道這個等式。”男孩說。
“這會讓你也成為一個數學天才的。”哥德爾說。
“太棒了，”男孩說，“見到你們兩個真讓我高興。”
男孩遞回鋼筆時觸發了墨水噴頭，黑色的墨水濺到了阿爾伯特的手上。
“你可以留著它。”阿爾伯特說，邊笑邊用手帕擦了擦手。
男孩得意地在空中揮了揮簽名簿和鋼筆，然後跑開了。
阿爾伯特和哥德爾繼續往前走。
“我覺得自己和被壓迫的人有種親密關係，”阿爾伯特說，“也許他們會從我們手中接過這個地球，然後在來世加入我們。庫爾特，告訴我，你相信來世嗎？”
“是的。我相信，除了現世，肯定還存在另一個世界。”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哥德爾問，“如果人有能力實現千千萬萬的事情，但隻允許他做到其中一項，那麼為什麼要創造人類呢？你和我降生在地球上時，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會來、從哪裏來。誰敢說我們離開時也同樣無知呢？不管怎樣，地球很可能會滅亡。”
“知道存在一些我們無法理解的事情，”阿爾伯特說，“知道最深邃的理性和最璀璨的美好的表現形式——正是這種認知和這種感情才構成了真正虔誠的態度；在這個意義上，僅在這個意義上，我是一個虔誠的人。”
“正如我所說的，世界終將滅亡。”
“是的。”雖然阿爾伯特這樣說了，但對哥德爾堅信地球會滅亡感到吃驚。
“我相信我們會帶著現世的記憶進入來世，一些基本問題也會被永久地保留下來。你知道最廣為人知的等式嗎？”
“E = mc2？”
“不，”哥德爾說，“我說的是2+2=4。”
“哈哈，”阿爾伯特說，“‘因為你的是……’[2]”
“‘生活是……’”哥德爾說。
“‘因為你的是……’”阿爾伯特說。
他們一起跳上跳下，反複唱道：“‘這是世界終結的方式。這是世界終結的方式。不是一聲巨響，而是低聲嗚咽。’”
阿爾伯特氣喘籲籲地說：“庫爾特·哥德爾，跟我說實話，你在吃東西嗎？”
哥德爾發出尖銳的咯咯聲。
“哥德爾博士，這一點都不好笑。”
“你吃東西是為了獲得安慰，”哥德爾說，“因為你沒能找到統一的場理論來把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結合起來。”
“你不相信嗎？”阿爾伯特問。
“我不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相信自然科學，”哥德爾說，“它隻能造出電視和炸彈。你不相信數學嗎？”
阿爾伯特穿了一條寬鬆的背帶褲，他把肩帶往上拉了拉：“我相信直覺。”
“你說的是上帝嗎？”哥德爾問。
“上帝不會和我商量什麼的，”阿爾伯特說，“很遺憾。為什麼宇宙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膨脹，哈？它真的一直在膨脹。因為存在一個新的時空。”
哥德爾凝視著天空：“在這個我們生活的世界裏，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好事物都被破壞了。人們理解不了。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我們說的話。”
“庫爾特，這就是你不吃東西的原因嗎？”
“我不吃東西是因為我吃的藥不對。我的醫生都不會開藥。他們要把我送去精神病院。我的墓地將會在精神病院裏。你的呢？”
“我的墳墓，”阿爾伯特說，“將會是一個朝聖之地。”
哥德爾大笑：“朝聖者要去那裏看一個聖人的屍骨嗎？”
“是的。”阿爾伯特說，“庫爾特，你的身體殘骸將會變成什麼呢？”
哥德爾輕聲笑著說：“我會在760至1150攝氏度的環境下被焚燒90分鍾，然後成為灰燼。沒有墓碑。也沒有‘安息’。願靈安息。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將會安息呢？我相信數學。但我不相信語言。”
“誰都不相信我們，”阿爾伯特說，“我在普林斯頓被認為是鄉村白癡。庫爾特，你真正想要什麼呢？”
“想讓人們記住我是那個發現了我們不能相信語言的人。你呢？”
“不想讓人們記得我是那個發明了原子彈的人。你知道我犯過的最大的錯誤嗎？”
“說說看。”哥德爾說。
“在那封向羅斯福總統提議製造原子彈的信上簽名。”
“你這是情有可原的。當時，德國人很可能也在研究這個問題，他們或許會取得成功，然後使用這種可怕的武器來成為全人類的主宰。現在，你又要做什麼呢？”
“給英國的伯特蘭·羅素寫封信。羅素能夠發表我們認為需要采取的行動的內容。‘我們要消滅全人類，還是人類將放棄戰爭？人們不會麵臨這種抉擇，因為徹底廢除戰爭是很難的。’努力阻止地球上的生命被摧毀是卑鄙可恥的嗎？”
他們走到研究院的外麵，哥德爾突然被一個高大瘦削、緊蹙眉頭的人吸引住了。
“噢，天哪，”哥德爾低聲說，“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個姓以‘O’開頭的人。”
“我以為他在維爾京的聖約翰島上呢。”阿爾伯特說。
“我祝你生日快樂。”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說。
“謝謝你，我親愛的院長。”
奧本海默出生於阿爾伯特提出E=mc2的前一年。他身材高大，有著貴族氣質。他遞給阿爾伯特一個包裹：“中午吃飯時來我的辦公室，我們喝一杯慶祝慶祝。庫爾特，你也來。”
“我們期待你舉世聞名的馬天尼酒。”哥德爾說。
“你們會喝到的。”奧本海默說，然後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幾個學生在研究院大門外麵駐足，看著他們的這次偶遇。
阿爾伯特打開了奧本海默送給他的生日包裹。裏麵是一本《薄伽梵歌》。
奧本海默插了一個書簽，上麵寫著：“前線需要我們。祝最偉大的科學家生日快樂。尤利烏斯·羅伯特·奧本海默。”
接著，阿爾伯特讀：“在戰鬥中，在森林裏，在山崖上，/在黑暗的大海裏，在標槍和箭頭之中，/在睡夢中，在混亂中，在深深的羞恥中，/一個人做過的好事保護著他。”
當阿爾伯特和哥德爾進入研究院時，一群學生和教職員工突然自發地鼓起掌來。許多人拿著相機給阿爾伯特拍照。
阿爾伯特保持著他一貫的沉著和幽默，按照學生攝影師們所希望的那樣擺拍，與他在七十二歲生日那天做的如出一轍——當時，在普林斯頓俱樂部，美國合眾國際新聞社的記者亞瑟·沙瑟（Arthur Sasse）努力說服阿爾伯特準許再拍一張他的生日照片，然後他就伸出了舌頭。
學生們和教員們歡呼起來，發出震耳欲聾的“祝你生日快樂”。
下午，約翰娜·凡托娃（Johanna Fantova）打電話到莫塞爾大街，說要給阿爾伯特剪頭發。
從20世紀20年代起，阿爾伯特和約翰娜就一直是朋友。約翰娜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比愛因斯坦小二十歲，自20世紀50年代初在普林斯頓圖書館擔任地圖管理員。除了杜卡斯女士，她也兼任阿爾伯特的私人助理和秘書。
阿爾伯特喜歡約翰娜小心翼翼地梳理和修剪他那亂蓬蓬的白頭發，以及幫他刮胡子。她用薄布遮過他的肩膀，一撮撮頭發聚在上麵。她的專注似乎讓他的話更多了。
“我吸引了地球上每個瘋子的注意力。我為這些人感到難過。有位婦女請我給她六份簽名以留給她的孩子們，因為她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留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