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她嗎？”
“我不相信她說的話。但我們還是把簽名寄給她吧。有位物理學家說我是數學家，有位數學家說我是物理學家。也許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和他的委員會能讓我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人。我厭惡他們對奧本海默的迫害。為什麼不看看海森堡為希特勒做的事情呢？”
“海森堡是名優秀的鋼琴家。”
“大概是像希特勒作為畫家那樣不錯的鋼琴家吧。”
“海森堡想要拜訪您。”
“哈哈。我要出去。”
“尼爾斯·玻爾的兒子也想拜訪您。”
“奧耶·玻爾（Aage Bohr）比海森堡更正派，但他話太多了。”
阿爾伯特並不理會約翰娜為他剪的發型，而是轉到鋼琴那裏。
“我在音樂裏做著自己的白日夢。我用音樂來看待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
“是嗎？聽——”
他開始彈奏莫紮特的《C大調第16號鋼琴奏鳴曲K.545》。“我從音樂中獲得了許多人生樂趣。”
約翰娜在認真地聽，她的頭隨著音樂搖擺，像阿爾伯特一樣著迷。
杜卡斯女士在莫塞爾大街忙得不可開交。
她為了阿爾伯特生日當天的音樂晚會而忙上忙下，晚會和1952年的那場音樂會一樣。當時，“茱莉亞四重奏”演奏了巴爾托克（Bartok）、貝多芬和莫紮特的曲子。阿爾伯特也受邀加入了現場的演奏。
對於這次的音樂晚會，他有別的妙計。他趁杜卡斯女士聽不到時，拿起電話，撥通了記在玻恩來信上的號碼。
咪咪·蒲福接了電話。
“咪咪？”
“是的。”
“我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之前也在盼著您的電話。我想祝您生日快樂。”
“哦，謝謝。咪咪，謝謝你。”
“愛因斯坦博士，您現在好嗎？”
“考慮到我已經勝利地挺過了納粹主義和兩任妻子，我目前應該還不錯。你在做什麼呢？”
“我正在彈奏曲子。”
“什麼曲子？”
“莫紮特的《e小調鋼琴小提琴奏鳴曲K.304》的第二樂章。”
“你的小提琴在手邊嗎？”
“在呢。”咪咪說。
“你能為我彈奏一下嗎？”
“當然可以了。”
阿爾伯特聽得入了迷。“太好了，”他喊道，“太好了。”他激動地哇哩哇啦地說道：“十天後你一定要來看我。幾位優秀的音樂家要來給我舉辦一場小型的生日音樂會。我想讓你過來。你能來為我演奏嗎？”
“沒問題。什麼時候？”
“7點30。你知道我的地址嗎？”
“知道，我在電話簿裏查過了。”
“你喜歡吃冰激淩嗎？”
“我非常喜歡。”
“我也是。到時候，我們先演奏莫紮特的曲子，然後吃冰激淩。”
“我能帶上我的妹妹伊莎貝拉嗎？我們一起演奏剛才那首莫紮特奏鳴曲可以嗎？”
阿爾伯特離開書房去找杜卡斯女士。他在廚房裏找到了她。“我要出去一下，大概要幾個小時。”他對她說。
“去哪裏？”
“和哥德爾去研究院。”阿爾伯特說，“你得為晚會做準備，我不能妨礙你。哦，海倫，我想起來了——我要去見見那個跟你一起執行我遺囑的人——奧托·內森（Otto Nathan）。對了，你要確保我們有足夠的冰激淩來招待客人。”
愛因斯坦離開住處，沿著莫塞爾大街邊走邊唱莫紮特的《小夜曲》：“噠噠噠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噠噠噠噠噠噠！”
他沒有注意到那輛黑色的福特都鐸轎車，而車裏的司機和乘客匆匆瞥了他一眼。
等阿爾伯特消失在視線中，這兩個人走到他家的前門口。
杜卡斯女士為他們開了門。
她想，他們可能是基督教科學家或者耶和華見證人，或者來自山達基教會。
其中一個人的脖子很粗，他咧嘴笑著，露出黃色的牙齒：“我們可以占用您幾分鍾的時間嗎？”
“我正忙得不可開交。”杜卡斯女士說。
“您是海倫·杜卡斯嗎？”另一個人問。
“是的，我是。我能幫上什麼忙嗎？”
“您是愛因斯坦博士的秘書和管家，對嗎？”
“是的，我是。愛因斯坦博士目前不在家。你們要約時間見他嗎？”
“事實上，”第一個人說，“我們是想和您談談。”
“我……？你們想和我談些什麼呢？你們是誰？”
兩人都拿出了黑色的錢包，裏麵是他們的身份證明——新澤西州紐瓦克市聯邦調查局特工，約翰·魯傑羅（Jiero）和簡·格雷斯凱維茨（Jan Grzeskiewicz）。
“聯邦調查局？”杜卡斯女士說，“是有什麼問題嗎？”
“沒什麼問題，杜卡斯女士，”黃牙齒的魯傑羅說，“我們隻是想請您用幾分鍾的時間幫我們澄清一些事實。”
“那好吧，既然用不了太長時間。你們最好還是進來吧。”
“我們能單獨談談嗎？”格雷斯凱維茨問。
她把這兩個人帶到阿爾伯特的書房裏。
格雷斯凱維茨背對著杜卡斯女士和他的同伴。他把手伸進夾克，啟動了一個小型的錄音設備—— 一台普羅托納微型錄音機（Protona Minifon）；他的手表裏有個內嵌的麥克風。魯傑羅拿出筆記本和圓珠筆，開始提問：
“從1928年起，您就一直受雇於愛因斯坦博士嗎？”
“是的。”
“擔任秘書和管家？”
“是的。在此之前，是愛因斯坦博士的妻子承擔這些職責，包括做飯。”
“您說的是埃爾莎吧。當時是在柏林嗎？”
“埃爾莎，是的，”杜卡斯女士說，“大約二十五年前，在柏林。現在，愛因斯坦博士已經七十五歲了。他身體虛弱，心髒也不好。先生們，我還有工作要做。”
“女士，我們也在工作。”魯傑羅笑著說。他拿出一包駱駝牌香煙。
“您要來支煙嗎？”
“不用了。”杜卡斯女士說。
魯傑羅點燃了一支香煙：“我們奉命詢問您是否認識或者聽說過格奧爾基·米哈伊洛維奇·迪米特洛夫（Gei Mikhailovich Dimitrov）。您對他了解多少呢？”
“迪米特洛夫？我聽說他和其他共產黨人被指控策劃了國會大廈的縱火案。後來，他被宣判無罪。”
魯傑羅對著他的筆記本讀道：“迪米特洛夫定居在莫斯科，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在除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合作期外的時間裏，他都在支持開展反對納粹分子的人民陣線運動。1944年，他領導人民反抗附庸於軸心國的保加利亞政府；1945年，他回到保加利亞，立即被任命為一個受共產黨人控製的祖國先鋒政府的總理。他在政治事務上采取獨裁統治，以此不斷鞏固共產主義政權，直到1946年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曾經到柏林拜訪過愛因斯坦博士。”
“我不記得這件事情了。愛因斯坦博士幾乎沒有訪客，而且他用信件來處理各項事務。”
“您有愛因斯坦博士的信件嗎？”
“現在都找不到了。”
“杜卡斯女士，您對政治感興趣嗎？”
“我隻是反對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我的朋友都是猶太人。我最感興趣的是猶太人的事情。我的人生興趣就是猶太人的事情和愛因斯坦博士。您是在暗示愛因斯坦博士同情共產黨員嗎？”
“您認為這個假設合理嗎？”魯傑羅用一種帶有歉意的口吻問道。
“不，我並不覺得。”
“杜卡斯女士，您是否認同，隨著時間的流逝，您的頭腦也不太清晰了？”
“關於什麼呢？”
“姓名，日期，地點。”魯傑羅說，“關於1928到1933年愛因斯坦博士在柏林的生活。我們有證據表明，愛因斯坦博士的高級秘書埃爾莎·愛因斯坦，或者他年長的繼女，曾和蘇聯通訊員有過來往。”
“他的繼女在1926年結婚後就不再擔任他的秘書了。她已經去世了。埃爾莎也不在了。”
“您還記得愛因斯坦博士的公寓嗎？”
“當然記得了。”
“公寓裏進出口各有兩個。主樓梯通向外麵的哈勃蘭德斯大街。另一個樓梯呢？”
“仆人們的樓梯通向阿莎芬堡大街（Asburger Strasse）。”
“這不是通訊員進進出出卻不被發現的絕佳場所嗎？”
“你可以這麼說。但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我想過。”魯傑羅說，“1928年3月，愛因斯坦博士的健康狀況越來越糟，因此他不得不聘請一位新秘書。您的姐姐羅莎在和埃爾莎·愛因斯坦談起猶太人的孤兒組織時推薦了您。1928年4月13日，那天是星期五，您去了哈勃蘭德斯大街5號麵試。”
“是的。不過我本打算拒絕這個職位。”
“為什麼？”
“因為我對物理學一無所知。”
“但是您曾經和共產黨員有過接觸？”
“我當然沒有。”
“可您的姐夫西格蒙德·沃爾倫伯格（Sigmund Wer）是共產黨員，他的侄子阿爾伯特·沃爾倫伯格（Albert Wer）也是。當年，愛因斯坦博士來美國時，沃爾倫伯格的姨媽是讚助人。愛因斯坦博士曾參與多個共產主義組織，這在德國境內外都廣為人知。他是紅十字會兒童之家（Red Aid ’s homes）、新俄國友誼協會（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New Russia）、國際勞工救濟組織（Iional Workers Relief）和世界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World ittee agaiic War）的理事。”
“也許吧，我不記得了。”
“依您看，愛因斯坦博士從來都不是共產黨員？”
“他肯定不是共產黨員。”
“那他反對共產黨員嗎？”
“或許不反對。”
“您呢？”
“我也一樣。”
“您不反對共產黨員嗎？”
杜卡斯女士保持沉默。
魯傑羅轉向負責音響設備的格雷斯凱維茨：“你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格雷斯凱維茨說。
“好了，杜卡斯女士，”魯傑羅說，“謝謝您的配合。非常感謝您。”
“沒關係。”
“您能否鄭重地承諾將為這次會麵保守秘密？”
“如果有所泄露會怎樣呢？”
“根據《間諜法》的條款規定，你將會被捕。愛因斯坦博士的名譽將被毀於一旦。您不想像羅森伯格（Rs）那樣，對嗎？”
杜卡斯女士努力控製自己的憤怒：“你們都忘了嗎？你們是否已經忘了薩特把那場審判稱作‘使整個國家都沾滿了血的合法私刑’？”
“杜卡斯女士，愛因斯坦博士也曾表示過抗議，對嗎？發出抗議的還有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弗裏達·卡羅（Frida Kahlo）。”
“我想你們該離開了。”杜卡斯女士說。
“所以，杜卡斯女士，請不要提及這次來訪，明白嗎？”魯傑羅說，“剛才什麼都沒有發生，對嗎？”
杜卡斯女士帶他們出去，一句話都沒說。
“杜卡斯女士，再見。”魯傑羅說。
她很害怕，也沒做任何回應。然後，她在那裏站了一會兒，看著他們從容自得地緩步走到福特車旁。
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們沒有馬上離開莫塞爾大街。魯傑羅轉向格雷斯凱維茨：“你猜我在想什麼？”
“她跟我們說了一堆廢話？”
“是的。”
“夥計，我也是這麼想的。”
格雷斯凱維茨取出錄音設備，把錄音帶倒回去，隨機放了一段錄音以確認設備錄音成功。
“我的人生興趣就是猶太人的事情和愛因斯坦博士。您是在暗示愛因斯坦博士同情共產黨員嗎？”
“是的，他同情共產黨員。”魯傑羅說著，發動汽車就開走了，“我們找到抓他的證據了，他們可以準備牢房了。”
“還有電椅？”格雷斯凱維茨低聲笑道。
“我也是這麼想的。”
“你見過運轉中的電椅嗎？”
“當然見過了。”魯傑羅說，“用皮帶把人綁在椅子上，讓他說出最後幾句話。執行室裏的排氣扇呼呼地響著。突然一聲重擊，那家夥抽搐了大約十五秒鍾。然後，他們又通了一次電流，擊穿他的全身。實施電刑是為了譴責反人類的無恥罪行。人們需要知道曆史。”
“那家夥最後說什麼了？”
“我忘了。”
“你猜愛因斯坦最後會說什麼？”
“不知道。”格雷斯凱維茨說。
“也許是‘E=mc2’？”
“猜得不錯。你可能說對了。”
“那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E = mc2？”
“這說的是什麼呢？”
“我怎麼會知道？”
“猶太人胡扯的嗎？”
“猶太人或者共產黨員。”
“都一樣。”
“反正我們逮住他了。”
“是他自投羅網。”
“就像基督一樣。”
“夥計，別說得太過了。這是美利堅合眾國。”
*
1954年3月24日，星期三上午，帕爾默廣場西區新開的安·泰勒商店（Ann Taylor’s store）裏，咪咪和伊莎貝拉正在精心挑選派對禮服。
咪咪選了一條用山東緞做的黑色絲綢酒會禮服。短裙裏縫有襯裙，這樣就顯得更加飽滿了。襯裙底邊上還有一條整齊的緞帶裝飾。為了搭配這條禮服裙，她又買了一雙深銀色小貓跟鞋子。
“我像格蕾絲·凱麗（Grace Kelly）嗎？”咪咪問。
“愛娃·瑪麗·森特（Eva Marie Saint），”伊莎貝拉說，“《碼頭風雲》裏的伊迪·道爾（Edie Doyle）。”
咪咪幫伊莎貝拉選了一條花連衣裙。
“我是誰呢？”伊莎貝拉問。
“多麗絲·戴。”
“她們都太老了，”伊莎貝拉說，“我們更像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
“我倒不如去摘月亮呢。”
“《龍鳳配》？”
“這還差不多。”
莫塞爾大街112號一樓的音樂室裏，阿爾伯特在與朋友們的聚會中顯得如魚得水。
他站在貝希施泰因鋼琴旁邊，陪著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瑪麗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
二十年前，安德森定期在全國各地舉辦獨唱會。當時，無論走到哪裏，她都會遭受種族歧視——不能住在酒店的客房裏，不能在飯店用餐。阿爾伯特厭惡針對她的這種歧視。193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演出前，她被拒絕入住酒店客房，於是阿爾伯特接待了她。如今有傳言說，她可能會受邀成為第一個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出的非裔美國人。
那天晚上，她為阿爾伯特演唱了舒伯特的《聖母頌》。
觀眾大聲地鼓掌喝彩。
盡管大部分人都互相認識，阿爾伯特還是依次介紹了他的客人們：
“我的繼女，瑪格特。尤利烏斯·羅伯特·奧本海默及其妻子和他們的孩子歐皮（Oppie）、基蒂（Kitty）、托尼（Kitty）、彼得（Kitty）。庫爾特·哥德爾和阿黛爾·哥德爾夫婦。我的醫生雅諾什·普累施（János Plesch）及其妻子梅蘭妮（Melanie），還有他們的孩子安德裏亞斯·奧迪羅（Andreas Odilo）、達格瑪·霍諾麗亞（Dagmar Honoria）和彼得·哈裏奧夫（Peter Hariolf）。奧托·內森博士，我的遺囑共同執行人。普林斯頓大學首位非裔美籍教授、文學學者和評論家查爾斯·戴維斯（Charles T.Davis），以及珍妮、安東尼和查爾斯。
“來自日本的理論物理學家木下東一郎（Toioshita）。
“來自瑞典的數學家阿恩·卡爾-奧古斯特·貝林（Arne Carl-August Beurling），還有卡琳（Karin）。
“藝術曆史學家歐文·“潘”·帕諾夫斯基（Eranofsky），以及多拉（Dora）、沃爾夫岡和漢斯。
“來自中國的物理學家楊·富蘭克林·振寧（g Franklin Yang）和杜致禮。
“約翰娜·凡托娃。
“咪咪·蒲福和伊莎貝拉·蒲福。”
每個人都鼓掌歡呼。
“我的醫生讓我今晚不要拉小提琴，”阿爾伯特笑著說，“因此，咪咪·蒲福小姐和伊莎貝拉·蒲福小姐將共同為大家演奏莫紮特的《e小調鋼琴小提琴奏鳴曲K.304》的第二樂章。”
咪咪和伊莎貝拉完美地演奏了莫紮特的曲子。
結束時，觀眾們都站起來，熱烈地鼓掌。
杜卡斯女士走近咪咪和伊莎貝拉，向她們獻上一大束玫瑰花。
阿爾伯特舉起雙臂，請大家安靜下來。
“現在有請蒲福姐妹演奏莫紮特的《C大調第21號鋼琴協奏曲K.467》的行板部分，而像今天這樣的合奏是非同尋常的。同時，長笛、兩個雙簧管、兩個低音管、兩個大號、兩個小號、定音鼓和弦樂器將為其伴奏。”
管弦樂隊的成員們坐在相當狹窄的座位上，觀眾向他們致以更熱烈的掌聲。
阿爾伯特則親自擔任指揮。
音樂回蕩在莫塞爾大街上。
那個孤獨的黑人小男孩正坐在人行道上聽著，手裏緊緊握著他的簽名簿和阿爾伯特送給他的黑色華特曼22號鋼筆。
演出結束，現場再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每個人都鞠躬致謝。阿爾伯特握著咪咪和伊莎貝拉的手。
等掌聲平息下來，阿爾伯特悄悄地問：“你們兩人明天能來看我嗎？”
“當然可以了。”咪咪說，“我們哪天能和您一起去航海嗎？”
“我需要稍微考慮下。”阿爾伯特說，“你們兩人都會遊泳嗎？”
“當然會了。”咪咪說，“您會嗎？”
“不會，”阿爾伯特說，“我從來沒有學過。”
在音樂室的另一側，杜卡斯女士正監督女仆們為大家上自助餐食物。其中，有阿爾伯特最喜歡的蛋花湯，還有蘆筍、帶有甜栗子的豬裏脊肉、三文魚和蛋黃醬。此外，還留出了一整張桌子來放置草莓、冰激淩和蛋白糖餅。
“我們還沒有被正式地介紹過。”杜卡斯女士對伊莎貝拉說，“我叫海倫·杜卡斯，是愛因斯坦博士的秘書。你們演奏得很美。”
“謝謝。”
“你們來自音樂世家嗎？”
“不，”伊莎貝拉說，“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我們是軍人家庭。我的叔叔布拉德利·蒲福在弗吉尼亞州蘭利市從事某種機密的工作，負責與白宮的聯絡。他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和第一夫人都是朋友。”
“啊，”有個聲音說，“我是奧托·內森。我很高興你們兩位正在認識杜卡斯女士。她和我共同執行愛因斯坦博士的遺囑。”
“這份責任相當重大。”咪咪說。
“是的，”內森說，“這是一種榮譽。”
咪咪無法理解為什麼西裝革履的內森提到了他的角色。但是，像阿爾伯特一樣，他似乎也是個謎一般的人物。
3月28日，星期日，咪咪到莫塞爾大街拜訪阿爾伯特。
他們愉快地聊起前幾天的音樂晚會，然後她對阿爾伯特說，她想用照片做一個學校課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博士。
“您願意配合嗎？”
“沒問題，當然願意了，”阿爾伯特熱情地說，“盡管問我吧。”
“我可以從您的家庭開始嗎？”咪咪問道。
阿爾伯特把煙鬥填滿，然後點上：“是的，可以。我有許多家庭照片。照片從來不會變老。你和我卻會改變。人會發生改變，但照片依然如故。看著父母親多年前拍的照片，感覺多好啊。你看到的他們的樣子，正如你記憶中的樣子。然而，人們在生活中會完全發生改變。這就是我認為照片很美好的原因。”
“我也這麼覺得。”
他們並排坐在他的辦公桌旁。阿爾伯特拿出了家庭相冊。
咪咪邊做筆記，邊用她的安斯科（Ansco）閃光燈箱式照相機拍了一些愛因斯坦家庭相冊中的照片。
“我的父親叫赫爾曼·愛因斯坦。他是德係猶太人。1847年出生，1902年去世。”
“他是做什麼的呢？”
“做什麼？他是羽絨床墊推銷員。”阿爾伯特向咪咪展示了幾張已泛黃的照片：“在我四五歲時，我的父親拿給我一個羅盤。指針的運動方式如此確定，與萬事萬物運行的方式完全不相稱，以至於找不到詞來描述這種現象……我至今還記得……那段經曆給我留下了永恒的印記。”他歎了口氣：“他和我的母親波琳生了兩個孩子——我和我的妹妹瑪雅。瑪雅在1951年就去世了。”
“這是誰呢？”咪咪問。
“米列娃，我和她在1903年結婚。我們有三個孩子。第一個是麗瑟爾·瑪麗，她已經不在了。另外還有兩個兒子，漢斯·愛因斯坦出生在伯爾尼，愛德華·愛因斯坦出生在蘇黎世，後來愛德華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而進行收容治療。米列娃和我在1919年離婚，就在同一年，我娶了埃爾莎·愛因斯坦-勒文塔爾（Elsa Eihal）。埃爾莎是我的表姐，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馬克斯·勒文塔爾生有兩個孩子，因此，我又有了兩個繼女，瑪格特和伊爾瑟。我有一個孫子，他是漢斯·阿爾伯特的兒子，叫伯恩哈德·愛因斯坦（Berein）；另一個孫子克勞斯（Klaus）在童年時期就死於白喉；還有一個孫女，她是漢斯的養女。這就是我的家庭。很簡單，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