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複古文學的思潮發軔於前七子的文學活動。
前七子的主要活動時間在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間，成員有李夢陽、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這是一個以李夢陽為核心代表的文學群體。
明孝宗弘治年間，他們先後考中進士，在京師任職，不時聚會，詩酒唱和，研討藝文，倡導複古。
麵對文壇萎弱卑冗的局麵，李夢陽等前七子，以複古自命，所謂“反古俗而變流靡”，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重尋文學出路的意味，借助複古手段而達到變格的目的，這便是前七子文學複古的實質所在。
前七子的某些複古論點，透露出他們對文學現狀的不滿與對文學本質的新理解，這在李夢陽的複古主張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他學習古詩根據體至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認為“詩至唐，古調亡矣。”他對元稹，白居易，韓愈，孟郊，皮日休，陸龜蒙亦甚為不滿，所以主張古體學習漢魏，近體學盛唐，其目的是要取發乎上，學習古代最優秀的作家、作品，如嚴羽所說的從“第一義悟入”。
前七子的另一代表人物何景明也曾說：“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他還認為：“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有傳者，亦足讀之矣。”
又說：“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
由此可見，何景明的主張和李夢陽是一樣的。
對於唐宋詩的比較，李夢陽說：“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庭堅、陳師道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塞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
他指出宋詩不如唐詩及唐以前的古詩，其根本問題就是在以理易情，以理語代替形象，專在文辭上下工夫，這就和詩歌的藝術特征相違背，而和非文學的一般實用文章沒有區別了。
在這方麵，何景明與他的看法同樣是一致的：
“唐詩工詞，宋詩談理。”
然而，李夢陽對宋詩的評價很不全麵，直接抹殺了其成就，但對其弊病的理論分析卻相當深刻。
他還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所謂的“行氣詩”，其實那不過是對理學思想的一種形象化的描寫，借助風雲月露，鳶飛魚躍來進行理學說教。
宋詩主理，與其受理學的影響分不開。
李夢陽複古主一思想文學的核心是提倡學習古人格調，遵循古人的法式，所謂“高古者格，宛亮者調”，要求詩歌做到“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衝、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
何景明則批評他寫詩拘泥於古人法式，容易陷入形跡上的模擬蹈襲，所以何景明學古與李夢陽不同：“仆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仿形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