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的文學活動於嘉靖（1522——1566）前期逐漸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重新在文壇舉起了複古的大旗，聲勢赫然，為眾人所矚目。
後七子的成員，除了李、王二人之外，還有謝榛、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
不過，這隻是廣為流傳的說法。
實際上，後七子的成員曾有更易，其中謝榛被排斥出營壘，梁有譽早死，餘曰德、張佳胤後來加盟。
後七子中，以王世貞聲望最顯，影響最大。特別是明穆宗隆慶四年庚午（1570）李攀龍去世後，更是成為文壇宗主。
“世貞始與李攀龍鉀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
李攀龍、王世貞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成為明代中期一二百年間文壇的令袖人物。
儼然……一代學閥！
是的，學閥！
謝榛為啥被排擠出“後七子”這個文學團體？
李攀龍、王世貞憑借自己的聲勢、地位弄的唄！
嘉靖年間，謝榛以布衣的身份在京師與後七子的其他成員相識，共同的興趣使他們聚集在了一起，結社交遊，吟詩作對，好不快樂！
隻是後來，他與李攀龍、王世貞理念不合，雙方各執一詞，乃至交惡，或許這個時候，誰對誰錯已無關緊要，誰的聲勢大，誰的悲境硬，誰就是勝者！
謝榛雖然任俠重義，有聞於時，但是李、王二人是學閥，所以……他出局。
從總體上看，後七子的複古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夢陽等前七子的文學思想，以為“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而比起前七子，後七子在學古過程中特別對法度格調的講究更趨於強化和具體化。
李攀龍曾說：“秦、漢以後無文矣。”
其《選唐詩序》雲：“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
李攀龍的複古主張比李夢陽更為激烈，即使對唐詩也隻肯定近體，而對唐代古詩頗多排斥。
他在文學理論批評上並無多少建樹，其主要影響主要在以創作實踐其主張，他的擬古詩是比較能得古人神韻的。《古今詩刪》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他的詩歌創作主張，雖然後人對其評價毀譽不一，但對當時的文壇影響很大。
後七子中，王世貞是複古理論的集大成者，他和李攀龍的關係，很像何景明和李夢陽的關係。
王世貞繼李攀龍之後主盟文壇達二十餘年，又有著名的《藝苑卮言》，不但論詩而且兼及詞、曲、書、畫等其他藝術，在文藝理論批評方麵比李攀龍的成就和影響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