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孝王劉武去世和漢武帝繼位，是漢代文學由初期進入盛期的轉折點。它掀開了漢代盛世的帷幔，同時，也開始了漢代文壇的新幾元。武帝少時即好文學，即位之後，對文學之士的親幸，對文學事業的熱心推動，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於是，一時文壇俊傑，集中在武帝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學侍從，群體。
這個時期，不僅作家對伍壯大，所作賦的數量也多於其他時代，而且作品題材廣泛，藝術水平較高，特別是出現了一批足以代表這個輝煌時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壇，是漢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大夏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東方朔是武帝周圍文學侍從中較突出者。在武帝征召天下賢良文學時，他上書自薦，誇大其詞地自我炫耀。武帝甚為欣賞，令待詔工車，累遷至太中大夫。其為人滑稽多智，時時進諫，然多以詼諧話語論事，指意放宕，故終不見重用。遂作《答客難》以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他另有《非有先生論》，也是發憤述誌的作品。
枚皋是漢代文壇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武帝拜為郎。他不通經術，詼笑類，非，常，為賦頌好蔓戲。然而才思敏捷，從侍左右，武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皇子生、從行至甘泉宮、封泰山等大事，以至於獵射、馭狗，馬、蹴鞠等，無不入於作品中。皋應詔而賦成，故所作賦數量過於他人，史稱其作品可讀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數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諷喻諫說為宗旨，表現出有別於傳統的審美情趣和文學觀。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錘煉，故後世罕有流傳。在枚皋、東方朔等文學侍從的共同努力下，開創了漢代文壇上最為輝煌燦爛的時代。
梁園文學的準備和哺育，武帝時代各方麵條件的沾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一個輝耀當世、影響未來的作家，這就是司馬相如。他雄踞於西漢文壇，創作出具有典範意義的漢賦。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呈都人。青少年時期，好讀書，又學擊劍。他初入士塗時，以貲為郎，在景帝周圍任武騎常侍，時隨從天子狩獵。這遠不符合相如的誌向，意頗不自得。
梁孝王來朝這一偶然事件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業的發展。梁王入朝時，隨從遊說的文人學子甚眾，枚乘等著名賦作家亦在其間。相如見後非常羨慕，遂以有病為由，客遊梁，成為梁園文學群體中的一員。這裏的文化氛圍有利於他在文學創作方麵迅速成長，數年後，相如作《子虛賦》，顯示出超群的才華。
梁孝王卒，梁園賓客接體，相如歸蜀。相如懂音樂，善鼓琴，以此與臨邛富，家，女卓文君結為伉儷，度過了一段閑散生活。
武帝繼位後，大征天下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偶讀《子虛賦》，稱賞之，曰：“聯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恰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於側，遂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武帝十分驚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虛賦》乃敘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於是作《上林賦》。二賦假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苑囿之大和田獵之盛。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武帝大悅，以相如為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