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吉川麗奈又和黃誌斌一同做了晚飯，並一起用餐。
飯後吉川麗奈告訴黃誌斌，她父母現在就定居在京都，她的父親就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研究部的教授，主要研究中國的社會、政治、曆史和古典文學。在以基礎理論研究見長的京都大學，可謂獨樹一幟。她的妹妹和黃誌斌同齡，也在京都大學上大學，在法學部修讀民法刑事法專業，業已大四，麵領著考研還是從業的抉擇。
這裏簡要介紹一下日本京都大學和其留學生製度：
京都大學（以下簡稱京大）地處日本舊京京都，是日本7所帝國大學之一，創建於1897年6月18日，已有百餘年曆史。京大與東京大學同為日本齊名的國立大學，但它們的傳統與辦學目標迥然不同。東大以培養治國人才為主，京大則以培養科學家見長。
所以，盡管到目前為止京大隻出過近衛文麿（二戰日本侵華禍首之一）、池田勇人兩位首相，也少有著名的政治家活躍於日本政壇，但在科學研究方麵，人才和成果都不少，因而被人們稱為“科學家的搖籃”。教學科研水平很高，在1949-1987年的39年中，日本獲諾貝爾獎的7名得主中京大就占4名（2001年又有一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京大遠離日本的政治中心和繁華的大城市，為學者準備了潛心治學的理想場所：優美的校園環境，京都人那種“優哉遊哉”的生活方式，因此，日本國內就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想讀書就去京大。”
京大在教學上實行彈性的管理原則，全校實行選課製，據此學生可以打破學年的界限，隻要取得規定的學分就可以畢業，而且取得學分不一定要經過考試，撰寫論文報告亦可取得學分。對外來的留學生、本科生實行自由轉學和互換學分的製度。
京大自由的學習氣氛和嚴謹的學風並不矛盾，學校始終認為：學習是自願自覺的行動，要靠自己的責任感和不懈的努力。京大的特色就是要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人，因而在這種學術氛圍裏用不著擔心這種“過分”的彈性會導致學生放任自流。
事實上，在京大要想拿到學位要比其他學校（包括東大）困難得多。並且京大同我國的複旦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等校簽訂了校際交流協議。
京大名人輩出，日本的名人就有上文提到過的兩位首相，還有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湯川秀樹（物理學家，194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朝永振一郎（物理學家、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福井謙一（化學家、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利根川進（生物學家、1987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野依良治（化學家、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特別是有一位被稱之為日本“漢學泰鬥”的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於1926年京大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1928年赴中國，在北京大學留學三年，回國後就讀京大文學博士，後獲京大名譽教授，東方學會會長，日本外務省中國問題顧問，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顧問，中國文學和曆史研究家，是日本“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
1975年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為團長回訪中國大陸，並以珍藏《永樂大典》殘卷，原式影印本贈送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生懷有深厚的中國情結。
他在北大留學三年後回到日本，他仍然穿著中國人穿的長衫，舉手投足猶如中國人，被京大教授桑原騭藏誤認為是從中國來的留學生。當他知道這樣的誤會後，心中暗自高興，為自己形神兼備地接近自己的研究對象而得意。
還有一件意味深長的事，就是吉川上課、演講時，他所說的““貴國”指的是日本，而“我國”指的是中國。應該說，這中國是他從中國典籍中讀解出來的、理想的儒教文明國。他是把儒家中國視為自己的精神家園，把中國文化作為自己本國的文化。總之他是一位日本的“親華派”，著作等身，在我國也有一定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