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大家都知道我睡不著覺，我到淩晨五六點鍾才能睡，睡到下午才能醒，你非得八點鍾開會，我藥勁還沒過呢，起不來，我那個時候開車會出車禍。
顧名思義，自嘲指的是自己“嘲笑”自己，拿自己開涮，開自己的玩笑。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嘲是人通過語言對自己的精神與人格進行解構的一種行為，屬於有損尊嚴的動作。但同時我們知道，全天下無論是誰，沒有一個人喜歡自己的尊嚴受損，沒有一個人喜歡自己的精神與人格被無辜解構。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大張旗鼓地將自嘲當作一種值得宣揚和學習的口語能力與社交本領呢？
表麵上看，自嘲是自己主動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行為，屬於自我損傷的範疇，可我們隻要細想就會明白，其實在很多情況下，自嘲更多的是一種對精神和情緒進行自我調節的行為，而且它對人的社會交往而言也是有益的，是一種頗具智慧性的生活哲學。
提起自嘲，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魯迅那首著名的詩作：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我們非常清楚魯迅生活的時代，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時，他曾受到北洋軍閥通緝和文人攻訐陷害，後來移居上海又生活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作為左翼文人備受磨難，處境相當險惡。麵臨如此社會現實，魯迅寫下了這首自嘲詩，描述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現狀和自己遭受的危險、艱難與無奈，同時也表露了一個有良知和責任心的文人的心跡：不管世道如何險惡，自己總能做到潔身自好。對於客觀現實，魯迅是無力也無法改變的，因此隻能通過帶有詼諧語氣的詩作來自我解嘲。而作為讀者，我們能夠從中讀出他在險惡環境中仍然具備的崇尚光明的心態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他痛恨現實卻熱愛生活，於是自嘲變成了調節情緒和心態的一種方式，這是一種生活智慧的體現。
隻要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其實每個人身邊都有一些在社交中善於自嘲的人。我們不能說社交過程中的自嘲為他們帶來了多大幫助，但完全可以說，自嘲作為一種生活哲學，的確在很多情況下都為他們社交更加順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或者說清除了一些口頭交流方麵的障礙。
央視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經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麵對很多要麼有可能使自己尷尬、要麼有可能使回答內容所涉及的人尷尬、要麼有可能使提問者尷尬的問題時，多次運用自嘲的方式來與記者交流，使我們能從中品讀出作為一種說話形式的“自嘲”在社交活動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南方周末：如今的崔永元在網上吵架，似乎是個老憤青，偏執，也罵粗口，顛覆了原來電視上幽默風趣的形象。
平心而論，記者提到的這個問題確實較難應對。如果一口反駁過去，既與實際情況不符——崔永元近些年的確在一些方麵的表現與以前在鏡頭中有所不同——又會因為應對太直接而產生生硬感，這並不屬於優先考慮的對答方式；如果按照記者的說法直接應承下來，必定會對自己的形象造成或多或少的二次損傷，而且在態度上也較難處理。崔永元麵對這個話題，采用了自嘲方式，很自然地給出了最合理的回答：
其實我覺得這個狀態才是令人高興的，活得非常自由。現在想發火就發火，想罵人就罵人，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沒有什麼公眾形象這一說，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實的崔永元。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實，他隻是遵守中央電視台的規矩。現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隻要不違法就沒有問題。我倒勸告那些喜歡我的人，或者追星族，你們應該擦亮眼睛。如果現在這個崔永元，你們喜歡的話，你就喜歡下去吧，他這輩子肯定就是這個樣了。如果這樣的崔永元你不喜歡，你喜歡以前他在電視台那個形象，那就算了吧，他不會回到那個形象了。
他並沒有因為記者太直接而產生不悅情緒，也沒有對記者提出的情況給予反對，而是依著記者的說法，順水推舟地對自己近年來的表現進行了自嘲式的評價，讓人從他的回答中主要感受到的是一種真誠和真實的成分。同時他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向粉絲表明了態度，顯示出了他的堅定與自信。可見，自嘲雖然有自損的味道，但它更是自信的表現。一個能以最健康心態接納自己的自信之人，才有可能心無芥蒂地自嘲。
緊接著，當記者問到他之前在央視看著很風光，委屈又從何而來時，崔永元說：
我覺得沒有什麼委屈，非得說有什麼委屈，實際上是兩個崔永元在打架，一個是體製中要服從命令的崔永元，他要做得盡善盡美；一個是本性的崔永元，瘋狂原始人。他們兩個得合成一個形象，就是電視裏的形象；要不合成另一個形象的話，就是現在的我。現在傳媒大學這裏沒人管我，我估計隻要有一個人管我，我就又會覺得不舒服了。在中央台那個環境裏，我認為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給我創造了最好的環境和條件，我不得不說對我有點兒特殊。其實是我給自己製造委屈，因為我有個烏托邦式的新聞理想，我非要摸到它。不光自己要摸到它，還苛求所有同行都去摸到它。我希望我們是全世界最好的電視台，勝過和BBC，我們拍《動物世界》都要比他們拍得好——你說這事我管得著嗎？但我天天就在想這些事，所以我永遠不愉快。真的沒有人欺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