瓏四麵逢源。我的父親張中寅就是其中一個。
辛亥革命過去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也相繼偃旗息鼓了下來，一切除了名義，倒也沒有什麼不同。衙門換了個叫法，喚“政府”，裏麵坐著的也還是那個姓林的大人，隻不過換了西裝，也剪了辮子，一付以大清為恥的模樣。大街上還是熱鬧的，賣報紙的不叫“宣統”——報童們也許連宣統是什麼也忘了，畢竟是幾近十年前的事了，他們那時還小、或者還沒出生。現在開口閉口就是“民國”，叫得挺順暢的。不過十年八載下來，那窯子煙館也照樣開門做著苟且的營生，舊行當一個不減，裏麵藏著的淨是些烏煙瘴氣的舊夢——這裏是包藏禍心的夢的繁衍地，人人都有夢，就連那大白天裏摟著風情萬種的姨子走進窯子煙館的大少爺也有，他是夢著子承父業做個大官的一日。
那一川的煙雨到底改變了這裏什麼，我說不上。
沒去過城西之前，我全然沒想過這些，隻隱約知道個大概，卻是遙遠得和我們要做的大事業沾不上邊。現在我知道了，這就是舊革命留下來的——妄想憑著幾個人的力量去改變它，本身就是一種責難。
初春裏的一日，我們接到學校裏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任務，要到城西去宣傳馬克思主義。
城西本就是全城窯子煙館的聚集地，再加上近來風聲要緊，動不動就說仗要打到城裏來。城裏人聽這話大多是左耳進右耳出，因為這裏的日租界多的是，還有那段大元帥給把罩著，外麵饒它是打得天昏地暗，這裏的“凱麗門”依然歌舞升平通宵達旦。哥不讓我去是怕遇到危險了，本來一起去的還有他的兩個同學和夏老師，但後來因為人手不足而臨時把那兩個同學也給調到別處去了，現下便隻剩他們兩人了。
自那次尷尬收場以後，我有了奇怪的感覺。我突然覺得哥常和夏老師走到一塊兒，他們到碼頭去給工人上課、到街頭去演講、在宿舍裏聊天，這本是無可非議的，現在卻像母親做刺繡時候用的細線，先是絆住了我，再一點點地勒進我的心裏，讓人無法忽略。我疑心自己眼裏的真實，但看兩個人在一道的時候確實多了，他們又是有默契的，樣樣都配合得那麼好，心裏竟萌起了一種不安分的念頭，卻又覺得這想法是犯了大錯似的，登時匆忙打消。可是接下來就要發生的情態卻又告訴我，那念頭是如此的真切，已不容打消了。
為了跟他們去宣傳，更為了說服自己別讓思想又鑽到牛角尖裏，我也不讓，執意要和哥哥一道去，還跟他嘔起了氣。哥哥的擔心我當然懂，但這和我的想法並不相違背。我甚至直接跟小組裏申請，最後鬧得夏老師出麵調解。而意外的是夏老師居然也允我去了，他還打趣地說，兩個大男人怎麼會連一個小女孩也保護不了呢？聽了這話，哥哥即使再不願意，還是勉強地答應了。他們的答應，讓我樂得忘了問原因——會裏本是最公正最嚴謹的地方，他們的允許不見得隻因為我的懇求。
然而以後我是知道了，便又一次證明了。我的人生，其實竟也正是隱藏在那答案之中。
那一天，哥哥和夏老師帶我去了城西。事實證明，那樣的地方真的超出了我的理解和想象，我把希望帶去，把失望帶回。他們兩人，其實也並不足以保護我，正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被煙館的流氓嘲笑、拉扯；剛貼上去的大字報立刻被人扯下來扭成一團還吐了唾沫，我們不斷重複著這些，還顧此失彼。哥哥心痛，除了剛開始時的氣急阻止，到後來他不再多說，夏老師也不說了，隻默默地一街一巷地貼過去。
回去的時候，我有點累，連步子也緩了下來，不知不覺裏便讓哥哥和夏老師走到前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