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是融洽人際關係的重要一環，一個家庭裏，即使親如父母、兄弟、姐妹、伯叔、夫妻、妯娌等眷屬，也要靠長幼有序、尊卑有別、上慈下愛的倫理關係來維係，才能保障彼此之間的秩序與家庭的和諧。過去台灣在中華文化複興運動中，特別提倡科學、民主、倫理，可見倫理在中華文化當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分量。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由於長期以來一直以寺院的出家僧侶為主，致使一般人以為佛教隻重出世思想，忽略對居家生活的關心。其實佛教是僧俗四眾所共有，也重視家庭倫理，例如《無量壽經》告訴我們：家人眷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對於資生日用要“有無相通，無得貪惜”；甚至平日相處要“言色常和，莫相違戾”。從這些話就可以看出，佛陀的教化實在是深具人間的性格與生活的功用。
家庭是每個人的生活重心，孝順則是人倫之始，是倫理道德實踐的根本，所以在家庭的人倫眷屬關係當中，佛教首重孝道的提倡。佛教認為，孝順父母，報答親恩，這是上報“四重恩”之一；反之，弑父弑母，則是不通懺悔的“五逆大罪”。《觀無量壽經》更將孝順父母列為往生淨土的重要資糧。
過去，儒家主張：生養死葬、晨昏定省、和顏悅色、恭敬柔順，此乃人子孝親之道；佛教也說：“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五分律》），又說：“供養於父母，及家之尊長，柔和恭遜辭，離粗言兩舌。”（《雜阿含經》）。但是，佛教更進一步認為：“非飲食及寶，能報父母恩，引導向正法，便為供二親。”（《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蓮池大師在《緇門崇行錄》中，他把孝順分為三等：“生養死葬”，隻是小孝；“榮親耀祖”，是乃中孝；“導親脫苦”，才是大孝。因此在《本事經》及《佛說孝子經》中一致說道：“能開化其親，才是真實報父母恩”；也就是說：“父母若無信，則使起信心；父母若無戒，使住於禁戒；父母性慳吝，則使開智慧，為子能如是，始足報親德”（《毗奈耶律》）。
佛教的孝親思想超越一般世俗的小孝，但是過去一般人總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以此來批評僧侶披剃舍俗，割愛辭親，是為大不孝。其實翻開佛教的經典，從佛陀“為父抬棺”（《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為母說法”（《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不但恪盡人子之道，成為孝親的典範，甚至在《賢愚經》及《睒子經》都說：佛陀是因仁孝故，成三界之尊。
此外，目犍連尊者救母於幽冥之苦（《盂蘭盆經》）；舍利弗入滅前，特地返回故鄉，向母辭別，以報親恩（《賢愚經》）；明朝蕅益大師四度割臂，為病危的母親求壽（《蕅益大師傳》）；民國的虛雲和尚，三年朝禮五台山，以報父母深恩（《虛雲和尚年譜》）。乃至道明織蒲供母、師備悟道報父、道丕誠感父骨、宗頤念佛度母（《緇門崇行錄》）等，都說明出家人雖然在人倫關係上有了不同的內容，但並未放棄孝養父母的人子之道，因此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感人事跡。例如惠心沙彌之母，勉其用功道業，不以皇帝賞賜為榮，不以母親一人為念；洞山良價以《辭北堂書》表明誌在求道的決心，其母雖然“日夜常灑悲淚”，仍抑製愛子之情，回書勉勵其修道證果，尤其感人肺腑。
佛教對孝道的提倡，不但把“孝順父母”與“供養沙門、尊重梵行”，同樣列為“人法”（《摩訶僧祇律》），尤其《心地觀經》更說：“勤加修習，孝養父母，若人供佛，福等無異，應如是報父母恩。”甚至《父母恩重難報經》認為：“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繞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足見佛教對孝道的重視。
社會上，在家者有在家者的人倫關係；佛門裏，僧團也有師徒與師兄弟的關係。《四分律》說：“和尚看弟子，當如兒意看；弟子看和尚，當如父意看。展轉相敬，重相瞻視，如是正法便得久住。”《太平禦覽》雲：“師者，發蒙之基，學者有師，亦如樹之有根也。”《忠心經》雲：“道成乃知師恩。”佛教裏，師徒之間的情誼有時更甚於世間的親情，如晉朝曇印罹病危篤，弟子法曠七日七夜為其虔誠禮懺（《西天目祖山誌》）；元朝印簡遇兵難，猶一如平常事奉其師中觀沼公，深受元兵敬重（《佛祖曆代通載》）；布毛侍者依止鳥窠禪師16年方受點撥，了悟自家麵目（《景德傳燈錄》）；宋朝懷誌謹遵老師真淨克文的遺訓，堅拒住持領眾，拋名利於腦後（《五燈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