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西安不遠的白水縣有個倉頡廟，是中國漢文字產生的地方，倉頡造字的故事竟在西安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倉頡廟的石碑拓片甚或寺廟裏的任何物事的照片都相當數量地被西安人購買收藏。三年前，南門口西側的湘子廟街的土牆上出現過一張紅色紙條，上麵寫著：“ 敬惜字紙，善莫大焉。”我覺得奇怪，詢問這是誰貼的，什麼意思，於是認識了一個老者。我同老者在羊肉泡饃館裏一邊掰饃一邊交談，他告訴我他在年輕的時候，西安的寺廟庵觀道院都設有鐵爐的，每日又派出當值的和尚道人，持釘竿，挑竹筐，走街串巷收撿字紙，然後攜
回投爐焚化。那時的牆壁上多寫著：“ 文字乃聖人創造，人人皆當敬惜。文人瀆汙字紙，文曲星降罪，則進學無門，考試不第；常人瀆汙字紙，則瞽目變愚，撿拾者，功德無量，增福添壽。”西安如此地愛斯文，對於祖先秦始皇嬴政的焚書坑儒又如何對待呢？西安東郊的洪慶堡據說就是坑儒的地方，洪慶就是由洪坑而改音來的，民間就一直有一種說法，即洪慶堡南側的簸箕溝裏活埋過文人，每逢天陰雨濕，冤鬼悲號，世世代代的孩子即使拾柴割草也不到那裏。這裏失去了文脈，自古以來沒有出過名人，從秦至清末僅僅有一個秀才。此話真實性到底有多少，已無法考證，現在應屆高考生在高考前特別忌諱去洪慶堡卻是事實。
明清之際，西安是出了幾個聞名海內的大儒，創辦了一座關中書院。現書院已作為街名，書院的一些建築仍保留在街口。關中書院的大儒叫馮從吾，辦學的宗旨以“ 天地萬物一體為度量；出處進退一絲不苟為風操”，評論時局，抨擊魏忠賢之流。他每次闡道時，環而聆聽者千人之眾。天啟二年，魏忠賢的權力越來越大，朝內外一些依附魏黨的官員獻媚取寵，給魏忠賢樹碑立傳，修建生祠。魏在陝的黨羽準備在西安修祠，馮從吾竭力反對，終使他們未能得逞，形成“ 天下皆建生祠，惟陝西獨無”的局麵。關中書院成為明清兩代陝西的最高學府，不少學者，包括後來的狀元王鐸和那個趙舒翹都是從這裏受教發跡。到了清初，西安另一個大儒出現，這就是李頤，也是在關中書院主講，倡導“ 嚴義利之辨，審出處之宜，憂樂關乎天下，痛癢係乎生民”，對陝西地區人才的培養和社會風氣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