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差異僅從表麵上看就十分明顯：在西方人人都在談性，而中國的人們還有點“談性色變”；在西方，性科學（包括各種調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療）鋪天蓋地，而在中國，性還基本上囿於私人的臥室之中；西方的女人會因為達不到筷感去看醫生，中國的女人卻對同樣的問題處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戀經曆了從被視為刑事罪犯（曆史上最嚴重的時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櫃櫥”的解放運動；在中國，同性戀從未被定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著“正常人”的歧視和嘲笑；在西方，性成為政治學、社會學、曆史、哲學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在中國，它卻仍舊躲在陰暗的角落，被人們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話題。
經過反複思索比較，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性的地位在中國既不同於古希臘羅馬（但有像處），也不同於維多利亞時代（也有像處），更不同於現代西方社會（最不像），而是一個在獨特文化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形成的東西。作為分析對象，它是一個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都未曾麵對過的對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麵對的都是西方社會，而我麵對的是處於東方文化地域當中的中國社會。
高度概括他說，這兩個對象最大的區別在於：在西方，與性有關的論爭常常圍繞著正確與錯誤，正常與反常，善行與罪惡而展開；在中國，與性的地位有關的卻是重大與渺小，崇高與羞恥，上流與下流的問題。在西方社會中，性處於對抗之中——壓製與反抗，正常與病態，罪與非罪的對抗；在中國社會中，性被忽視，性在重要與不重要，崇高與低下，浩然正氣與鬼魅邪氣之間屬於後者。早有不少學者論述過西方是罪感社會，中國是恥感社會的觀點，很有道理。在性的問題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識形態會告誡人們，什麼樣的性行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