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中國很多官員的熱情接待，他從他們那裏得到了數家國有企業的白皮書，甚至包括一些價值上千萬的初步訂單合同。因為這些合同，他還成功地從紐約的股市上募集了2500萬美元的資金。
可是在第二年的《財富》上，艾布拉姆斯則更成了另一則壞消息中的倒黴蛋。報道說，“北京最近大規模暫停了很多主要產業的合同，這一行為挫傷了很多中國公司，也讓很多試圖在這裏賺錢並開始動作的美國公司蒙受損失。”而艾布拉姆斯就是其中的首當其衝者，他拿到的很多訂單合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
三年前成為中國第一家改革試點企業的首鋼是國營企業的最早受到衝擊的企業之一。在過去的兩年多裏，首鋼的利潤淨額平均每年增長45.32%，上繳利潤和稅金平均每年增長27.91%，企業呈現出興旺的跡象。然而，麻煩事很快就出現了。4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物資總局、冶金部等八個單位聯合發出通知，對全國鋼鐵實行嚴格限產，首鋼的減產任務是36萬噸，占上一年度總產鋼量的9%。廠長周冠五不得不下令將投產不久的二號高爐停產。
憋氣的事情還不止這一件，就在限產任務下達的同時，北京市副市長張彭又趕到首鋼，他帶來了市裏的指令：由於政府財政緊張，作為北京市工業企業的“帶頭兵”，首鋼今年上繳利潤在力保達2.7億元，比上年增長9.3%。周冠五拿著紙和筆算給市長聽：“把首鋼的全部家底都抖出來，滿打滿算利潤最多2.65億元，都繳上去，企業留成一分沒有職工的福利更飛到天上去了。”可是，張彭也很坦白地說：“今年市裏的日子過不去，就是要給你們加加壓。”
日子突然會過不去，這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
經過將近三年的改革，中國在政治上完成了一次“洗禮”，改革成為舞台上的主流，通過對“四人幫”的公開審判更是讓全民對左傾思想深惡痛絕。【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四人幫”集團的10名主犯進行了終審判決，此次審判通過電視向全國進行了轉播。】在農村，起灶於安徽鳳陽的聯產承包責任製開始大麵積普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在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試點麵越擴越廣，在零售商業領域出現了零星的個體經濟。按當時很多觀察家的話說，“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經濟形勢”。而於此相伴，中央財政卻出現了嚴重的困難。最顯著的標誌是1979年、1980年兩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據《中國經濟年鑒（1981）》披露的數據，1979年赤字170餘億元，1980年120餘億元。到1980年物價穩不住了，商品價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村上漲4.4%。
究其原因，財政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變革過程中所帶來的。為了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在過去的三年裏，中央出台了一係列的政策，包括職工提薪、獎金發放、安置就業、政策退賠、農產品提價以及擴大企業和地方財政等，使財政出現大幅增加。以此同時，經濟的複蘇勢必帶動基礎建設的複興，各地的基建規模不斷擴大，漸漸到了預算無法控製的地步。而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一方麵讓中央財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塊，另一方麵，這以改革的總體成效又實在不能讓人滿意。
1980年年底，胡耀邦敦派中央辦公廳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對四川、安徽、浙江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進行調查，拿出來的調查報告《經濟體製改革的開端——四川、安徽、浙江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調查報告》稱：試點改革情況不容樂觀，一方麵，放權仍然有限，在企業留利、原材料供應、勞動管理體製、工資製度、計劃外生產等方麵企業權力還很小，對搞活企業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麵，集中管理的價格體製和不合理比價，使各工業部門利潤水平相差懸殊，最為典型的是，成本利潤率石油行業比煤炭行業高出100倍，造成苦樂不均、不公平競爭和相互攀比。調查組還發現，在沒有預算硬約束的製度下，試點企業出現“截留稅利、亂攤成本、濫發獎金和補貼”等行為，放權讓利改革效應遞減。財政分級管理使地方利益強化，“少數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割據’的苗頭，不但上下爭利，而且阻礙經濟的橫向聯係。”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爭奪原料、重複建設、盲目生產、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的混亂現象也有所發展。對外經濟交往中也出現了多頭對外、自相競爭、“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現象。針對這一現狀，鄧小平及時提出了警示。粗放式經營以及技術上差距使得國營企業的效率十分低落。1980年，中國生產100萬美元的產值需要消耗近2140噸標準煤，而作為所謂“超趕戰略”的典型國家印度生產同樣數量產值隻要耗費中國的40%能源，巴西則為中國的25%，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埃及和韓國兩國生產100萬美元的產值其能源消耗也隻有中國的一半，南斯拉夫為中國的35%。這種能源消耗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企業成長的十分明顯的特征。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宏觀調控在1978年後的第三個年頭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