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裏，由於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歡迎，不少地方政府以黨性為號召，要求所有黨員和公務員必須購買，有的政府和企業索性在工資中強行攤派發放。到後來，很自然地出現了國庫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價收購國庫券，還有的企業用國庫券變相降價，來推銷積壓產品。由於各地的收購價格不同，便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黑市”。這些行為雖屬違法，但卻日漸蔓延，已成無法遏製之勢。到1988年3月，財政部被迫作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漢等七城市率先試點開放，6月又開放了54個城市。
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當時，全國銀行並無聯網，所以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萬國隻有十多個人，管金生率眾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有一次，他親自到福州去采購，一出手就吃進200萬元的國庫券，這些從無數散戶手中收來的券額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滿了幾個大麻袋，他租了一輛汽車直送上海，裝不下的兩個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個坐飛機回去。在機場安檢入口，他好說歹說硬是沒有讓安檢人員打開旅行袋檢查，到上海的時候，袋子的底部已經撐破了，他連拉帶抱地總算出了機場。到1989年，萬國的營業額做到了三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其中絕大部分的業務來自國庫券的倒賣套利。
如果說，雙碩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個商業高手的話，那麼，上海城裏一個姓楊的倉庫管理員則算得上是“天才”了。
1988年4月，上海鐵合金廠的倉庫管理員楊懷定一氣之下辭職了。春節前後，廠裏倉庫丟了一噸多銅材，因為楊懷定的妻子承包的電線廠所用原料是銅材，所以他成了重點懷疑對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楊懷定沒有關係，不過，受了一肚子氣的他卻決定不幹了。
楊懷定訂了26份報紙，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樣文字裏。他在報紙上看到，從4月開始，中央相繼開放了七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
在此前，國庫券的黑市交易早就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但是，在政策管製上卻還是違法的。半年前的1987年10月，上海還出過一個新聞，公安人員在工商銀行上海分行靜安營業部門口當場抓住了一家棉紡廠的青年工人趙德榮，當時他正以100：71的價格倒賣國庫券，公安人員繳獲人民幣1800元和國庫券2000元，還從他家裏查出國庫券2.6萬元。不過如何處罰趙德榮卻成了問題，公安部門認定倒賣國庫券屬於投機倒把行為，而管投機倒把的工商局說，這種黑市交易都是在銀行的交易櫃台門口進行的，銀行不來找我們，我們也不好管，銀行則說，我們隻管門內的，門外的事情我們管不了。趙德榮最後被沒收“贓款”，教育了一番就釋放出來了。
跟“觸黴頭”的小趙相比，半年後的楊懷定就要幸運得多了。他在看到報上的新聞後，第二天，他就湊了10萬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盤是，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都不同，隻要有價差就能賺到錢。果然，他在合肥銀行的門口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後倒給上海的銀行，前後三天獲利2 000元。楊懷定收進的國庫券上有合肥銀行的標誌封條，他怕上海銀行看破其中的訣竅，進行銀行間互相調劑，便很有心機地撕掉封條，把編號弄亂，讓遲鈍的銀行摸不到他賺錢的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