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隨後的一個月裏，楊懷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一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一人就占去1/7。就這樣，一條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致富夢。楊懷定是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發財的普通人，他後來以“楊百萬”聞名早年的中國股市。
早在1988年的秋天，楊懷定就已經結識了年長三歲的管金生，對國庫券異地套利的共同嗅覺讓他們成為上海灘上的“親密知己”。他在2002年寫的自述《做個百萬富翁》中，講到過當年的一個細節：
1989年元旦剛過，管金生告訴楊懷定，他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串門，看到處長張寧桌子上壓著一份文件，內容是1988年國庫券準備在不久後上市。如果誰知道這個消息，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於是，楊百萬成了萬國證券的授權代表，拿了一台萬國的點鈔機，在海寧路1028號自己的辦公室內大張旗鼓地收購，短短時間內竟買走了上海市麵上一半1988年國庫券。管、楊的狂收行動引起了金管處的注意，張寧在某日趕到萬國突擊檢查，管金生想出了個絕招，把所有的國庫券從地下室的金庫轉移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張寧來檢查，一無所獲而歸，萬國證券躲過一劫。數月後，1988年國庫券上市，價格為104元，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隻“國庫券鼴鼠”，管金生的萬國證券和楊懷定完成了驚險而豐厚的原始積累。
暗潮湧動的資本故事，暫且告一段落。這是一個新的利益遊戲的開始，前景並未完全清晰，規則還在混沌之中。在很多年後，當人們回憶起1988年的時候，會更多地談論當年驚駭一時的“物價闖關”和席卷全國的“搶購風”。
1988年的宏觀經濟再趨緊繃，三年多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列車再次駛入經濟周期的敏[gǎn]地帶。隨著輕工業的發展加快，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的緊張更趨激烈，而推行了四年的物價雙軌製在此時終於釋放出它所有的負麵效應。在在上一年的4月，國務院係統各部委組成了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分為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在9月份向國務院的報告中，它論定“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後一段時間，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有利於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的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製中牟取利益。《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了一個很誇張的案例，在南京，1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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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頭五個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國家機關係統開辦的各類公司達2萬家，其中很多是專門從事物資倒賣的“皮包公司”。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7月份，國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賣生產資料的要案大案，其中58起是物資主管部門搞的，“它們利用權力將國家定價的生產資料平價調出，而後投入市場，轉手高價賣出”。《經濟日報》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麵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價格管製而牟取私利的現象一直沒有杜絕。2005年，漢口火車站站長劉誌祥被判刑，他把持“計劃配票權”，把大量緊俏車票指令分配給自己的合作者，然後加收“手續費”再投放市場，“一般是座位票最低加5元，春運期間加30元”。劉靠倒票及受賄，9年非法所得4745萬元。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在分析此案時說，“價格管製是天下最事與願違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