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讓後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在這份文件裏，她寫到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時，她的敘述開始慢慢變得跳躍和潦草。寫到"四清"時，雖然已經日見昏暗，但她還有條理，保持著平靜。可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階段，她竭力保持平靜，保持不用帶有情感的詞語，可已經不能從容。她像一個孩子，摔破了膝蓋，痛得要命，但自己隻敢一眼一眼地瞥著流血的地方，不敢認真去看。
在那些段落裏，常常會突然加進對童年往事大段的回憶，開始，看上去覺得亂，然後，慢慢地，想起了戴西的話。戴西的確很少說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她說過，她要是回憶一次，就像是重新再經曆一次一樣，非常痛苦。即使是已經過去了三十年，遠在美國，一個人對著打字機和紙，她還是做不到。她不得不像浮上水麵來呼吸的蛙泳者一樣，埋頭遊一段，就不得不掙脫出來，回到她的童年往事裏，在她對童年的回憶裏，也沒有用任何一個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隻是她的敘述突然單純，她的回憶突然明晰，可以看到一顆小姑娘積極的，向往的，愛父親也愛家裏的馬的心在那裏有力地跳動。她在回憶裏，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亞爽朗的藍天下度過的童年逃過去，後來在上海經曆過的那些奢華歲月，包括在"中西"時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時代的驕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濟大學的中正被認定是反動學生，已經被學校隔離。戴西又一次為自己的兒子送去了變相關押需要用的衣物。然後，每到一個月，她像從前去第一看守所一樣，去同濟大學為兒子送日常用品。從前，中正常常代替戴西去第一看守所，現在，沒人能代替戴西了。沒人知道在從她的家到同濟大學的路上，她心裏怎麼想，會有什麼體會，她從來都沒有說到這些事，她隻是從來沒有逾期不去。
不過，她常常用的是晚上的時間。在白天，她總是盡量不回家，或者不出門，避免路過弄口，因為那裏有紅衛兵把守，看到了她，他們總是像看到了兔子的猛獸一樣興奮起來。在被逼到角落再無路可退以後，她也會挺起胸來。
每次戴西離開弄堂，就必須先在那裏豎著的毛澤東像前站十五分鍾。那時她已經沒有手表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站了多久。總要等到紅衛兵放她走，她才能走。後來戴西有了一個主意，她帶著鬧鍾出門，那天，當紅衛兵對她叫："時間已經到了，你還站在這裏想幹什麼？"戴西摸出鍾來拿給他看，然後說："你錯了，還差三分鍾才到時間。"
但是，在戴西的回憶錄對這一年紛亂的描述中，她寫下了這樣一個影響了她的人。
他讓我體會到了在這時想要與任何人論理都是不明智的。他是個醫院裏的主治醫生，他乘公共汽車去上班。每天早上他妻子都給他五分錢買車票，她把錢裝在他的衣袋裏。公共汽車總是非常擁擠的，醫生隻能站著。他想要伸手到衣袋裏去摸那五分錢，可因為太擠了，他不小心把手伸到了貼在他邊上的乘客衣袋裏。那個人立刻叫了起來，他說醫生是小偷。公共汽車停了下來，醫生被帶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立刻通知了醫院的黨組織，黨組織來了人，想要弄明白他們醫院最高的醫生到底怎麼了。這時，醫生說出了真相。"為什麼你當時不對公共汽車上的人說呢？"他們問。"因為我想要對他們解釋，他們也不會相信我，反而會打我。我想就當我是錯的，我才會安全。"
這是戴西的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