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南懷瑾先生著--------------------------------------------------------------------------------
前言
回首十五年的歲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可是我對於時間，生性善忘，悠悠忽忽，真不知老之將至，現在為了出版這本《論語》講錄，翻檢以前的記錄，才發覺在這短短的十五年曆程中，已經講過三四次《論語》。起初，完全是興之所至，由於個人對讀書的見解而發，並沒有一點基於衛道的用心，更沒有標新立異的用意。講過以後，看到同學的筆記，不覺灑然一笑，如憶夢中囈語。“言亡慮絕，事過無痕。”想來蠻好玩的。
第一次講《論語》，是１９６２年秋天的事，當時的記載，隻有開始的六篇，後來出版，初名《孔學新語——〈論語〉精義今訓》，由楊管北居士題簽。有一次曾經在有關單位講了半部《論語》，沒有整理記錄。再到１９７４年４月開始，又應邀固定每周三下午講兩小時，經過近一年時間，才將全部《論語》講完。而且最可感的是蔡策先生的全部筆錄。他不但記錄得忠實，同時還替我詳細地補充了資料，例如傳統家譜的格式，另外還有對傳統祭禮的儀範，可惜他事情太忙，未能全部補充。蔡君在這段時間，正擔任《中央日報》秘書的職務。一個從事筆政工作的人，精神腦力的勞碌，非局外人可以想象，而他卻毫無所求地費了十倍聽講的時間，完成這部記錄，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此外，這本講錄，曾經承唐樹祥社長的厚愛。在《青年戰士報》慈湖版全部發表（自１９７５年４月１日開始到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６日止）；同時《人文世界》刊登大部分。又蒙李平山先生見愛，資助排印成書。不過，這部《論語》的講述，隻是因時因地的一些知見，並無學術價值。況且“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更談不到文化上的分量。今古學術知見，大概都是時代刺激的反映，社會病態的悲鳴。誰能振衰補敝，改變曆史時代而使其安和康樂？端賴實際從事工作者的努力。我輩書生知見，遊戲文章，實在無補時艱，且當解悶消愁的戲論視之可也。
至於孔子學說與《論語》本書的價值，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對它的原文本意，隻要不故加曲解，始終具有不可毀的不朽價值，後起之秀，如篤學之，慎思之，明辨之，融會有得而見之於行事之間，必可得到自證。現在正當此書付印，特錄宋儒陳同甫先生的精辟見解，以供讀者借鏡。
如其告宋孝宗之說：“今之儒者，自以為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供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而於《論語》，則說：“《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為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心，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
本書定名為“別裁”，也正為這次的所有講解，都自別裁於正宗儒者經學之外，隻是個人一得所見，不入學術預流，未足以論下學上達之事也。
歲次丙辰（一九七六）年三月南懷瑾記於台北學而第一
三言四語
現在各大專學校的學生，有一個新稱號——“三四教授”。假如我們看見一位不認識的教授，想知道這位老師是教什麼的，往往被詢問的同學會說：“哦，三四教授。”這句話含有非常輕視的意思。所謂“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義、四書五經的教授。他們在學校裏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同軍訓教官一樣，被學生另眼相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八九年前，和一位國立大學教書的朋友談起，問他怎麼搞的，教得學生對三民主義如此反感？他說這件事沒有辦法。我認為不是沒有辦法，表示願意代他教幾個小時。後來有個機會，一位某大學的學生要我去參加他們開會，他說他們要開會討論“中國文學的再革命”，聽到這個題目，我說：“你們要搞這個東西？！我晚上來看看！”
我約了那位三民主義教授一起去參加。參加開會的都是調皮學生，他們激昂慷慨，說了一大篇話，最後要我講話。我就告訴這些同學們，首先應該了解“革命”是什麼意思。這所大學是國立的最高學府，在這裏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它的意義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辭，出於我國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經》，然後講了許多理由。
我說，譬如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以來，由舊的文學作品改成白話文後，有什麼功用呢？幾十年來親眼所見，中國的教育普及了，知識普遍了，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增加了，無可否認，這些對於國家的進步有貢獻。但是對於中國文化，卻從此一刀斬斷了。什麼原因呢？中國文化庫存裏堆積的東西太多了，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至於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當然就打不開這個倉庫，因此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就此一刀攔腰斬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