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齊麻理子的第一次移植手術中，提供腎髒的是她的父親，因此組織相適度很高，移植手術也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遺憾的是，最後手術卻失敗了。這全都是因為以吉住為首的移植小組沒有得到麻理子的充分信任的緣故。
吉住深呼吸了一下，緊緊地盯著名單上安齊麻理子的名字，然後用手摁了摁太陽穴的周圍，抑製住不斷湧上來的回憶，告誡自己要集中精力工作。
隨後，他對電話那端的移植協調工作的負責人問道：“安齊麻理子的HLA與捐贈者的完全無差別？”
“是的，除了她之外，在本地已經沒有完全相同的患者了。你可以看一下資料。”
沒錯，的確是這樣。除了她之外，確實沒有其他人了。不過，隻有兩個抗原類型出現偏差的患者倒有五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排在第三位的那位男性，還有一個是這次移植手術的替補患者，五十一歲，有五年透析史，在鄰縣的醫院進行治療。排在名單第二位的那位女性好像還沒有聯係上。
移植常常受到如何選擇接受移植者這一問題的困擾。由於各方麵的因素都會對移植有一定的影響，所以對於接受移植者來說，移植手術是一種賭博。當然，在選擇接受移植者的時候也會考慮到年齡和透析史的因素，但先決條件是患者的HLA與捐贈者的是否相符。並且還必須考慮到，一位捐贈者能夠捐贈的腎髒隻有兩個。
據統計，全國的腎透析患者共有十二萬人左右，其中登記申請移植死體腎的患者有兩萬人。但在這兩萬人之中，有機會進行移植手術的一年也不過兩百人。由此可見，移植手術對這些慢性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所作出的貢獻實在是微乎其微。與歐美等國相比，在日本，接受移植的患者在透析患者中所占的比例之小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這絕不是因為日本的醫學技術不夠發達，而是由於腦死在國民中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和理解，這種情緒對醫生和接受移植的患者產生了負麵的影響，使他們對是否進行或接受移植手術猶豫不決。患者一邊盼望著不知何時才能等到的腎髒，一邊過著對自己的精神和經濟都有很大壓力的透析生活，到目前為止，幸運地接受了移植手術的患者，都已經恢複了健康，過著和正常人一樣的生活。而那些沒有被選中的患者，卻隻能在無盡的等待中繼續忍耐漫長的透析生活。
“另外，如果排在第一位的患者無法接受移植手術的話，就由排在第五位的女患者來替換地。”織田說道，“那位患者三十六歲，透析史三年半，與捐贈者的HLA有兩個類型稍有偏差。”
“我明白了。”
吉住將這兩位患者的有關數據打印出來，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果麻理子因為害怕手術後會出現並發症而不願意接受移植的話，就由那位三十六歲的女性來接受這次移植手術。但這兩位患者都首先必須來醫院進行身體檢查，看看現在是否適宜做移植手術。
吉住進一步與織田商量了關於移植的具體事項與日程，大體步驟如下：首先由吉住前往大學附屬醫院，將死者的腎髒取出，並將其中一個交給織田，然後由織田負責把這個腎髒運送到鄰縣的醫院；而另一個腎髒就由吉住帶回市立中央醫院用於移植。織田與吉住詳細地確認了計劃的每一個步驟。由於取出腎髒和移植手術的關鍵在於抓緊時間，因此必須在捐贈者的心髒停止跳動後立刻按照縝密的計劃行動。織田所要負責的就是要做好主刀醫生吉住與助手，護士以及接受移植患者之間的協調工作。
與織田確認完整個計劃的每一個具體步驟之後，吉住說了聲：“好！明白了。”
然後，他從椅子裏站了起來，心想：這次我一定會成功的，安齊麻理子，我一定要幫你過上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