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還沒亮，小護士一點也沒有要走的意思，可憐兮兮的坐在那裏看著我，說：“可是李姐她們說‘紅耳朵’也不是隻出現過一次。以前，就是龔翔那事兒以前，她們說也有人‘紅耳朵’，然後屍體就消失的。”“我知道她們說的是哪件事兒”，我歎了口氣，眼下也沒有病人，就跟小護士繼續說起來關於“紅耳朵”的故事。郝醫生的事情後，“紅耳朵”再被人提起是在兩年前，那次也是鬧得非常大，因為丟失遺體的死者是位老革命。他是湖南人，GMD的時候參加過常德會戰，解放戰爭時投奔了GCD，過長江解放寧城，後來又去了上甘嶺，得過的軍功章掛在胸前能排三列。那時候我和你一樣剛剛畢業來醫院，當時正好在那位老革命住的重症監護室做實習醫生。我沒有見過老爺子健康時候的樣子，聽來探望的人說他病倒前非常嚴肅，話很少，冷著臉常年沒有什麼笑容，梗硬的就像一塊兒石頭，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裏，那副臭脾氣讓他吃了老鼻子苦。據說有個紅衛兵問他是不是參加過GMD反革命，他說他參加過GMD，但不是反革命，因為他當GMD是在常德老家打鬼子的，甭管什麼黨派，那時候就算你是土匪，打鬼子就不是反革命。紅衛兵小將一聽這話哪肯幹，當下就揮著鐵棍打下去讓他給人民群眾跪下，結果老頭說他這輩子一跪天地二跪父母三跪死在大江南北的戰友，至於其他人就算你是M主席他也不跪。幾個紅衛兵聽完湧上來，一通亂棍把腿打斷了，老頭愣是咬著牙沒喊出一聲疼，結果生生把對方嚇住了。可就這麼一個擰脾氣的老爺子，我卻不止一次聽到他短暫清醒的時候求醫護不要再給他用藥了，讓他死的平靜點。和那些家裏貧困沒錢治病尋死的人不一樣，那位大概是真的不願意這麼活著了，因為活到了他那個程度，活著本身就成了極大的負擔與痛苦。老爺子呼吸進食都靠著機器維持，渾身的皮膚大麵積因為積液腫脹，臉圓鼓鼓像是一個巨大的水泡，眼睛和口鼻像是凹陷在皮膚中，看不出來原本的樣貌。他的子女都是高薪，卻甚少來看他，執意維持生命主要是因為那筆國家給老人的高額特殊補助，活一天就能領一天，他們才不在乎那硬氣了一輩子的老人是不是痛苦難忍，他們在乎的隻有那些錢。當時張醫生和我一起實習的，她曾經不止一次說要不是因為犯法，她真想過去聽老人的話把呼吸機停了，讓他走的安詳一些。大概是這麼維持了七八個月吧，有天晚上重症監護室來個一個年輕女人，30歲上下，有些微胖，麵貌算不上漂亮精致，卻讓人覺得親切溫和，穿著老式的白大褂，看起來像個醫生。我走上前告訴她重症監護室晚上不能探視，她看了看我，有指指裏麵的人一笑便離開了。我沒明白那女人的意思，卻本能地願意相信她並非惡人。第二天，我發現老爺子原本腫脹的身體有些消腫了，臉上的皮膚皺著起來，耳邊小了半圈變成了紅色。一開始誰也沒往“紅耳朵”的傳聞那裏想，主任高興地還以為新藥起了作用，誰想到隔天一早老人停止了呼吸，同時身上的浮腫居然完全消失。後來的事情，就像郝醫生的故事裏那樣，老人的遺體在送進太平間不久後失蹤了。那家眼睛裏隻有錢的子女來醫院大鬧一通的，甚至搬出了老人的就軍裝和軍功章擺在醫院裏，撕破臉皮的樣子醜陋的讓人想起了就難受。記者也來添油加醋地報道，網上罵我們的人多得數不過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紅耳朵”的傳聞再次流傳開，發展到最近，就變成了和魔鬼定契約。小護士點了點頭，看著天蒙蒙亮了，也站起來：“要查房了，我回去準備準備。”我看著她和上門走出去，心裏總覺得最近發生的“紅耳朵”事件和之前的兩次有些地方不一樣了。我坐在椅子上，自己回味著兩年前的故事，腦子裏忽然靈光一閃，那晚出現的女醫生會不會是已經死了五十年的郝媛？想到這裏，我自己嚇了自己一身冷汗。早上七點半換班，我剛出了急診室就聽見一陣哭喊吵鬧的聲音。迎麵就是昨晚與我談話的小護士，她慌慌張張地跑過來，穿著氣說：“陳醫生，不好了！龔翔的家屬和粉絲在醫院裏鬧起來了，吵著讓咱們交人呢！” 丟了遺體家屬鬧也是很正常，這個點主任還沒有到醫院，我趕忙又回屋子換上我的白大褂一邊安慰護士讓她冷靜，一邊想著要對患者家屬說的話。等我再開門人已經衝到了門前，我張嘴剛要說話，就被人推了個踉蹌。兩個踩著恨天高的女孩子抹著眼淚，扯著嗓門衝我吼：“你們這些劊子手！你就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你把我們當家的換給我們！”當家的？我聽完一愣，但很快反應過來這個當家的應該指的是龔翔。我撐著桌子站穩，盡量平靜地回複她們：“丟失遺體我們醫院的確要承擔重大責任，但是我們也在積極地解決問題，聯係警方努力找回遺體，請你們先冷靜一下，我們會和家屬協商……”“騙子！”女孩兒激動地推搡著我，回頭對身後的幾個男女說：“他們都是騙子！是你們害死當家的！殺人償命！”這是哪跟哪？我皺起眉頭，拉開推我的女孩兒說：“這種話你最好不要胡說，這裏是醫院，我們會對每個患者的生命負責！”“呸！”一個高大的男人也擠了進來，拎起衣服就把我摔在了地上。小護士見狀趕忙上去拉我，卻被人連拉帶拽地拖出了房間，我撐著地要站起來，一抬頭卻看見椅子照著我的頭打下來。我趕忙用手去擋，接著便是一陣暈眩與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