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沒有立刻跑到紐約去。我仔細把這件事想了又想，一連想了九個月。我最後獲得結論：到紐約去，我絕無損失，一定會有收獲。我有鐵路證件，可以免費乘車。我可以坐在火車上睡覺，我可以帶些三明治、水果點心和三餐食品。
當我到達紐約之後，找了一間每周房租五元並有家具的房間住下，在餐廳吃飯，在街上流浪了十個星期，卻一無所成。如果我沒有工作可以回去就任，那我真會急出病來。我已在鐵路公司服務了五年，這表示我有就職的優先權；但要想保留這項優先權，我不可以離職超過九十天。那時候，我已在紐約呆了七十天，於是我利用我的證件趕緊奔回奧克拉荷馬，又開始工作起來，以保持我的補給線不斷。我工作了幾個月，存了一點錢，然後又到紐約再試一遍。這一次，我有了進展。有一天，在一家錄音房等待考試時，我對著那些女接待員彈著吉他唱了一首歌：《珍妮，我夢到紫丁香》。當我正在唱那首歌時，恰巧那首歌的作者納特·史卻克勞特走進辦公室來。當然，他很高興聽到有人演唱他的曲子。於是他寫了一張條子，要我到維多唱片公司去試試看。我錄了一首，但成績不理想——太生硬、不自然。於是我接受了維多唱片公司錄音師的勸告。我回到杜沙，白天在鐵路公司上班，晚上在當地電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歡這種安排，這表示我的補給線是敞開的，因此我也就沒有煩惱。
我在杜沙電台演唱了九個月。在那段時間內，吉米·朗和我合寫了一首《我那白發的父親》，結果甚獲好評。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亞瑟·沙得利要求灌一張唱片，甚為成功。我另外又灌了許多張唱片，每張五十美元，最後終於在芝加哥WLS電台找到一項工作，演唱牛仔歌曲。薪水每周四十元。在那家電台唱了四年後，我的薪水提高為每周九十元，同時我每晚又在戲院登台表演，另外有三百元的額外收入。
接著，到了一九三四年，我的機會來了。當時好萊塢的製片家決定拍攝牛仔影片，但他們要的是一種新型的牛仔——會唱歌的。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時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如果你們想找一個會唱歌的牛仔，”他對合夥人說：“我的唱片公司裏正好有這麼一個人。”
我就是如此闖進電影圈的。我開始拍歌唱牛仔影片時，周薪是一百元。我十分懷疑我拍影片是否能夠成功，但我並不憂愁。我知道，我隨時可回到我原來的工作崗位。
我在電影上的成就，遠超過我的意料之外。我現在年薪為一萬美元，不包括我所有影片的一切紅利。不過，我知道這種情況並不能永遠保持。但我不憂慮。我知道不管發生了什麼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錢——我隨時可回到奧克拉荷馬，在佛裏斯科鐵路公司裏找份工作。我的補給錢永遠敞開。
小說家荷摩·克洛伊時常想起他母親說的一句老話：“不要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但這並不是牛奶，而是我的心血。
我一生中最悲慘的時刻，發生在一九三三年的一天，警長來到我家前門，我則從後門溜了出去。我失去了位於長島佛洛裏斯特山的家，我的孩子都在那兒出生，我和家人亦在那兒住了十八年。
我從沒想到這種事竟會發生在我的身上。十二年以前，我認為我坐在世界項端上。我將我的小說《水塔之麵》的影片版權以好萊塢最高價賣給一家影片公司，我和家人在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