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個人本位”，或要確定“團體本位”，都是錯的。根本不應當定一客觀標準令人循從。話應當看是誰說的，離開說話的人，不能有一句話。標準是隨人的，沒有一個絕對標準，此即所謂相對論。相對論是真理，是天下最通達的道理。中國倫理思想，就是一個相對論。兩方互以對方為重，才能產生均衡。而由於不呆板地以團體為重，亦不呆板地以上個人為重，而是一活道理，於必要時自能隨其所需而伸縮。——一個難題，圓滿解放。
第六章以道德代宗教(1)(關於中國缺乏宗教之故，常燕生先生嚐從地理曆史為之解說。見於《國論》第三卷第十二三四期合刊《中國民族怎樣生存到現在》一文。茲引錄於此，備參考。中國民族是世界一切古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長於溫帶而非生長於熱帶的民族。中國文化不起於肥饒的揚子江流域或珠江流域，而起於比較貧瘠的黃河平原。原始的中國人……有史之初他們所處自然環境，是比較清苦的。這裏沒有像尼羅河流域那樣定期泛濫，亦沒有像恒河平原那樣豐富的物產，黃河大約在古代已經不斷地給予兩岸居民以洪水的災害。西北方山脈高度，擋不住沙漠吹來的冷風。人類在洪水期間，就隻好躲到山西西南部的高原裏去，和毒蛇猛獸爭山林之利。黃河既然不好行船，因此交通比較困難，知識變換的機會較少。人們需要終日胼手胝足，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因此沒有餘暇外之思。像埃及和印度那樣宏大的宗教組織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發生想象豐富的神話文學，不能產於中國。中國原始的宗教，大抵是於人事有關的神祗崇拜及巫術之類。這樣，使中國老早已接受了現代世界“人”的觀念。中國民族是第一個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國人的思想眼光，從未超過現實的地上生活，而夢想什麼未來的天國。
唐虞夏商的史實，未易詳考，但有一件事，是我們知道的，就是當時並沒有與政權並峙的教權，如埃及式的僧侶，猶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羅門，在中國史上還未發見有與之相等的宗教權力階級。中國古代君主都是君而兼師的；他以政治領袖而兼理教務，其心思當然偏重在人事。中國宗教始終不能發展到唯一絕對的大神觀念。當然亦是教權不能淩駕政權之上的原因。在宗教上的統一天國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統一帝國已經先建立起來；因此宗教的統治，便永不能再出現了。
商民族或許是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上帝之觀念，自淮河流域的商人帶來，加入中國文化係統，然而商民族與其先進的夏民族的關係，正和亞述人與巴比侖人的關係相似。武力征服之後，文化上建設能力卻不充分，免不得沿襲其被征服民族文化遺產。因此上帝觀念之輸入，不過使舊有宗教之上增加一個較大的神，而未能消滅或統治了原有的多神。並且受了原始中國人實際思想之同化，所謂上帝已失天地之“天”的觀念合而為一。因為中國古文化的特質，是近於唯物的，其所崇奉之每一神祗，就代表一件有利於民生的實物(如天地山川等)。上帝於是乃成了自然界一個最大物質的代表。後來墨子——他是宗教的商民族之遺裔——想替中國增設一個以上帝崇拜為中心的宗教，終歸沒有成功，似乎那時間已經太晚了。
此外王治心著《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於此問題亦有類似之解說。又近見新出版《東方與西方》第一第二期有許思園《論宗教在中國不發達之原因》，唐君毅論《墨子與西方宗教精神》兩文，皆值得參看。）
一宗教是什麼宗族生活、集團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後來中國人家族生活偏勝，西方人集團生活偏勝，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實開之，中國之路則打從周孔教化來的，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山嶺。凡此理致，於上已露其端。現在要繼續闡明的，是周孔教化及其影響於中國者，同時，對看基督教所予西洋之影響。於此，必須一談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