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指倫理社會的秩序，略如我前章所說者。其誕生尚遠在以後——須在封建解體之後，約當西漢世。不過尋根溯源，不能不歸功孔子。孔子的春秋大義，對當時封建秩序作修正功夫，要使它理想化，結果是白費的。但雖沒有其直接的成就，卻有其間接的功效：第一便是啟發出人的理性，使一切舊習俗舊觀念都失其不容懷疑不容商量的獨斷性，而憑著情理作權衡。固然那些細微曲折的春秋義例，不能喻俗；而情理自在人心，一經啟發，便蔚成勢力，浸浸乎要來衡量一切，而莫之能禦。此即新秩序誕生之根本。第二便是諄諄於孝弟，敦篤家人父子之間的恩情，並由近以及遠，善推基所為，俾社會關係建築於情誼之上。這又是因人心所固有而為之導達，自亦有沛然莫禦之勢。中國社會上溫潤之氣，餘於等威之分，而倫理卒代封建為新秩序者，原本在此。
倫理之封建為新秩序，於此可舉一端為證明。例如親兄弟兩個，在父母家庭間，從乎感情之自然，夫豈有什麼差別兩樣?然而在封建社會一到長大，父死子繼，則此兄弟兩個就截然不同等待遇了——兄襲爵祿財產，而弟不與。此種長子繼承製由何而來?梅因(HenryS·Maine)在其《古代法》名著中，曾指出一個原則：“凡繼承製度之與政治有關係者，必為長子繼承製。”大抵封建秩序宗法秩序，都是為其時政治上經濟上有其必要而建立；而超家庭的大集團生活則具有無比強大力量，抑製了家庭感情。及至時過境遷，無複必要，而習俗相沿，忘所自來，此一製度每每還是機械地存在著。戰前(1936)我到日本參觀其鄉村，見有所謂“長子學校”者，訝而問之。乃知農家土地例由長子繼承，餘子無分。餘子多轉入都市謀生，長子多留鄉村；因而其教育遂間有不同。此足見其去封建未久，遺俗猶存。其實，就在歐洲國家亦大多保留此種風俗至於最近，唯中國獨否。中國實行遺產均分諸子辦法，據梁任公先生《中國文化史》說，幾近二千年了(見《飲冰室合集》之專集第十八冊)。這不是一件小事，這亦不是偶然。這就是以人心情理之自然，化除那封建秩序之不自然。所謂以倫理代封建者，此其顯著之一端。在一般之例，都是以家庭以外大集團的勢力支配了家庭關係。可說由外而內，其社會上許多不近情不近理不平等的事，非至近代未易糾正。而此則把家庭父子兄弟的感情關係推到大社會上去。可說由內而外，就使得大社會亦從而富於平等氣息和親切意味，為任何其他古老社會所未有。這種變化行乎不知不覺；倫理秩序初非一朝而誕生。它是一種禮俗，它是一種脫離宗教與封建，而自然形成於社會的禮俗。——禮俗，照一般之例恒隨附於宗教，宗教例必掩護封建，而禮俗則得封建之支持。但此則受啟發於一學派，非附麗於宗教，而且宗教卒自此衰歇。它受到社會廣泛支持，不倚靠封建或任何一種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