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例有等級身份等區別；此所謂“名分”似又其加詳者。等級身分之所以立，本有其政治的意義和經濟的意義；但其建立與鞏固，則靠宗教。蓋一切宗法的秩序，封建的秩序要莫不仰托神權，而於宗教植其根，此驗之各地社會而皆然者。階級身分之幾若不可逾越不可侵犯者，正為此。中國之倫理名分，原出於古宗法古封建，誰亦不否認；卻是孔子以後，就非宗法封建原物，愈到後來愈不是。此其變化，與禮樂、宗教之一興一替，完全相聯為一事，同屬理性抬頭之結果。
我們試舉幾個淺時事例——
印度和中國，同為具有古老傳統的社會，在其社會史上皆少變化進步。但他們卻有極端不同處：印度是世界上階級身分區別最多最嚴的社會，而中國卻最少且不嚴格(這種較量當然不包含近代歐美社會)。像印度之有幾千種區別，舉其著者猶有八十幾種，在中國人是不得其解的，且不能想象的。像印度有那種“不可摸觸的人”，中國人聽說隻覺好笑，沒有人會承認這事。此一極端不同，與另一極端不同相聯。另一極端不同是：印度宗教最盛，而中國恰缺乏宗教，前者正是由於宗教，而使得社會上固執不通的習俗觀念特別多；後者之開豁通達，則理性抬頭之明征也。
再一個例，是日本。日本渡邊秀方著《中國國民性論》一書(北新書局譯本)，曾指出中國人計君恩之輕重而報之以忠義，不同乎日本武士為忠義的忠義(見原書23頁)。如諸葛亮總念念於三顧之恩，其忠義實由感激先帝知遇；在日本的忠臣更無此計較之念存。難道若非三顧，而是二顧或一顧，就不必如此忠義嗎?他不曉得這原是倫理社會的忠義和封建社會的忠義不同處，而卻被他無意中點出了。封建社會的關係是呆定的；倫理社會，則其間關係準乎情理而定。孟子不是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儒家的理論原如是，受儒家影響的中國社會亦大致如是。唯日本過去雖承襲中國文化，而社會實質不同於中國，亦猶其後來之襲取西洋文化而社會實質不同於西洋一樣。關於此層(日本社會是封建的而非倫理的)，本書以後還論到，可參看。=思=兔=在=線=閱=讀=
三則，中國社會向來強調長幼之序，此固倫理秩序之一原則，封建秩序所鮮有。然即在重視長幼之序中，仍有諺語雲“人長理不長，那必須拖尺把長”，可見其邁往於理性之精神。
從上三例，恰見有一種反階級身分的精神，行乎其間。其所以得如是結果，正由當初孔子所下的功夫(所謂“正名”，所謂“春秋以道名分”)，初非強調舊秩序，而是以舊秩序為藍本，卻根據理性作了新估定，隨處有新意義加進去。舉其顯明之例：世卿(卿相世襲)，在宗法上說，在封建上說，豈非當然的?而春秋卻譏世卿非禮。又如弑君弑父於宗法封建之世自應絕對不容，然而依春秋義例，其中盡多曲折。有些是正弑君的罪名，使亂臣賊子懼；有些是正被殺者的罪名，使暴君凶父懼。後來孟子說的“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正本於此。司馬遷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如此之類的“微言大義”、“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是很多的。舊秩序至此，慢慢變質，一新秩序不知不覺誕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