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以恐懼修省。及其殂落，則稱天而諡，動以名譽，名曰幽厲，百世莫改。(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冊《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中華書局版）
以我推想，這其間亦許多少有點事實確曾存在於古；然要必經過儒家一番渲染無疑。儒家崇尚理性，自然要加以鼓吹倡導，以求確立此一製度。但單是有曆史根據和有人倡導，還不夠；須待封建解體，而後事實上確有其必要與可能，此一製度，乃得確立。試分別言之。——
封建解體，全國權力集中統一；此時其權彌重彌專，其需要自己警覺反省者乃彌切。這是一點。再則，此時皇帝一個人高高在上，陷於力孤勢危之境(參看前章)，為求他的安全，亦是為大局求安全，此一需要彌見真切。這是更要緊之一點。可以說，其成為必要即在此。同時，因為封建之世，大大小小之君主甚多，此時通統化為官吏。所以過去偏於警覺國君一人者，現在就發展到監察多數官吏(不過說話仍對皇帝一人說話)。這又是一新的必要，基於這些，此一製度乃以確立。曆代製度之因革損益，此不細數。大抵上則對皇帝諫阻封駁，補闕拾遺；下則監察內外，糾彈百僚，以至風聞言事。此外遇有災異大難，更下詔求言，下詔罪己，策免三公，等等。凡此種種，怕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特色。然而你明白其由來，亦就不詫異了。
孫中山先生倡五權憲法，其監察考試兩權，自謂從中國政治製度得來。論者亦都承認二者為中國所特有。然更須知此兩製度原是相因而至，且有其相成之妙。特殊之中國政治，正要他們合起來才構成。按後世考試製度本於隋唐，上溯則為兩漢選舉。更上，則戰國之“薦引”、“上書”、“養士”，又實為其先導。(1)(參見409頁注(1)。)更追上去，還有其根苗於古。總之，是從民間吸收新分子參加政治，統治被統治之間得以流通的那種事情，不必拘言考試，而其製度之建立，則須斷自封建解體以後。在前，不過階級壁壘不嚴，及其製度既立，便是階級壁壘之撤除。這又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然而正就是此一製度浸浸建立的時候，亦就是前一製度種種必要(君權重且專、皇帝一人孤危、官吏增多)浸浸顯露的時候。讀者試加回想，不是嗎?再則，前一製度自然是在引起當權者自己警覺反省，但最能促其警覺反省的，乃是與他不同的意見，是他圈外的意見，更要緊是被統治一麵的意見。前一製度之真正意義，與其看做糾正個人過失，不如看做謀上下意思之流通。然而說話之人的流通，又是意思流通之本。假如人不流通，所謂“有言責者”僅限於一小圈，則意思之流通便幾乎不可能。所以言路實因仕途之辟而得其基礎。後一製度不但為前一製度開出其必要，抑且供給以其可能。所謂相因而至，相成之妙，指此。設若兩種製度各得發揮，而又借著廷議廷推，互得配合運用，各達於其可能之理想地步；則一切在位者既皆以合法程序來自民間，一切政府措施又悉能反映乎民意。那高高在上端拱南麵之皇帝，要不過象征全國政治之統一而已，雖權力一元化又何害?所謂特殊之中國政治，要他們合起來構成，指此。
以上是說封建解體後，中國政治之大趨向，及其所向之鵠的。除了有時倒退之外，從未變更此趨向。正為理想始終未達到，而又非無其可能，所以人們總抱著希望在努力。——努力實現其製度所應有者，或修繕其製度，乃至重新調整之，卻未嚐舍此而他謀。那麼，是否後勝於前，可以見出其一步進一步呢?此亦未能。除細節上有些講求外，根本不見進步。盡管不見進步，而二千年間經過多次之改朝換代，竟亦沒有新思想或不同的運動發生。那麼，是否中國人太笨呢?亦不是。此其故，約言之有三層：第一，任何政治製度莫不基於其社會內部形勢外麵環境而言，其中，內部形勢尤為主要基礎。中國自封建解體後，社會形勢散漫，一直未改。而沒有新形勢，則人們新的設想新的運動不會發生。在散漫形勢下，權力之一元化是不會變的。權力一元化不變，其救治之道隻有這多，沒有新鮮的。第二，中國製度似乎始終是禮而不是法。其重點放在每個人自己身上，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問題，它不是借著兩個以上的力量，互相製裁，互相推動，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視乎其人之好不好。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惡果。因此，就引人們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論是向某個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終是有希望而又沒有把握的事。那麼，就常常在打圈子了。二千餘年我們卻多是在此等處努力。第三，中國曆史已入於循環中，為重複之表演，可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