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所雲“由文化和政治影響了經濟，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亦皆於此得其著落。
何謂從身體出發?又何謂徑直從心發出來?這就要回到第七章所講那許多許。身體為個體生命活動之具，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所同有的。心在其他動物雖不是沒有，但其心思作用大多掩沒於其官體作用中，而不易見。獨至於人類，官體反應減低而心思作用擴大，才可說有心。心思作用原有理智理性兩麵，這裏又單指理性為心。所謂從心發出者，正謂從理性發出。因此，“理性早啟”，“文化早熟”，可算同義語。何以必指理性為心?前曾說：一切生物均限於“有對”之中，唯人類則以“有對”超進於“無對”。隻有理性是人類生命“無對”一麵之表現；而其“有對”一麵之活動，或運用理智，或不運用理智，卻莫非從身體出發。原意在以“有對”“無對”作中西之比較，故於此言心，即單指理性。
何謂“有對”?何謂“無對”?展轉不出乎利用與反抗，是曰“有對”；“無對”則超於利用與反抗，而恍若其為一體也。人類本於其生物之要求(個體生存及傳種)，其一切活動恒不出乎有所利用與有所反抗；而利用之中每含反抗，反抗之中每含利用，利用反抗正自難分。此即所謂“有對”。還有許多活動——例如好名爭勝——看似與那些要求不甚相關，但其落於“有對”之中，固極顯然，其為從身體出發，並無二致。隻有超越這些，或發乎向上之心，或發乎同體之情，內有自覺而外無所為，斯乃所謂“無對”。理智原不過是工具，有時順乎理性而顯其用，則同屬“無對”，但最多是為身體所用，以應付外麵，那便落歸“有對”了。我們對身而言心，指理性而不指理智，其義亦在此。
明白這些，再看上文討究所得，則於我們說西洋“從身體出發”，中國“徑直從心發出來”，應不難得其解。然身心關係之間，尚待一說，庶幾早熟之論可以明白。
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早熟之論，餘發之於二十七年前(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當時見解是這樣的：古希臘人、古中國人、古印度人在人生態度上之不同，實為其文化不同之根本。而此三種人生態度實應於人生三種問題而來。即：第一態度適應於第一問題，第二態度適應於第二問題，第三態度適應於第三問題。由於問題淺深之不等，其出現於人類文化上實應有先後之序。從而人類文化表現，依之應有三期次第不同。本來人類第一期文化至今還未得完成，而古中國人在文化上遽從第二問題第二態度以創造去，古印度人遽從第三問題第三態度以創造去，所以就說它是早熟。今本書隻比較中西，印度且置不談。見解大致如前未變，說法稍有不同：第一問題即人對物的問題；第一態度即向外用力的態度。現在總說作：從身體出發。
第二問題即人對人的問題；第二態度即轉而向內用力的態度。現在總說作：從心(理性)出發。
一般生物總要向外界爭生存，而由吾人向外看，一切皆物。此“物”包含一切生物無生物乃至其他人類都在內。生存問題則發生在身體對外物之間。身體為爭生存之具，而同時主要亦就是為了身體生存而爭。第一問題徑稱為“身體的問題”亦不為過。此問題居一切問題之先，人的心思聰明首先是為它而用。眼向外看，耳向外聽，手向外取，心向外想……這都是自然趨向。而必從前麵對方下手，變更外在條件，改造客觀環境，以為問題之解決，亦是一定的。這就所謂第一態度，其實亦就是生來身體的態度。當人類本第一態度適應第一問題而不斷活動，有所解決，那種種活動正是從身體出發；其所解決種種，即屬第一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