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傅聰單獨留在昆明繼續學習。但傅聰非常想家，一心回滬繼續學習音樂，竟然對父親所委托的朋友不告而別，沒有旅費，臨行前由一些同學友人主動幫他開了一個演奏會，募了一些錢。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兩地鬧了一場虛驚。傅雷後來告訴我說："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脫下翻過來，大家幫幫忙，這孩子就是這樣回上海來了。"有的人對幼童的教育，主張任其自然而因勢利導，像傅雷那樣的嚴格施教，我總覺得是有些"殘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聰的長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為父親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邊的幼稚時代是這樣，在身處兩地，形同隔世的情勢下，也還是這樣。在這些書信中，我們不是看到傅雷為兒子嘔心瀝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嗎?人的自愛其子，也是一種自然的規律。人的生命總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業卻永遠無盡，通過親生的兒女，延續自己的生命，也延續與發展一個人為社會、為祖國、為人類所能盡的力量。因此培育兒女也正是對社會、對祖國、對人類世界所應該盡的一項神聖的義務與責任。我們看傅雷怎樣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對待其他一切一般，可看出傅雷是怎樣以高度負責的精神與心力，在對社會、祖國與人類世界盡自己的責任的。傅聰在異國飄流的生活中，從父親的這些書信中吸取了多麼豐富的精神養料，使他在海外孤兒似的處境裏，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邊，時時給他指導、鼓勵與鞭策，使他有勇氣與力量，去戰勝各式各樣的魔障與阻力，踏上自己正當成長的道路。通過這些書信，不僅僅使傅聰與親人之間，建立了牢固的紐帶，也通過這一條紐帶，使傅聰與遠離的祖國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結合。不管國內家庭所受到的殘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惡名，他始終沒有背棄他的祖國，他不受祖國敵對者多方的威脅利誘，沒有說過或做過有損祖國尊嚴的言行。甚至在他的藝術巡禮中，也始終一貫，對與祖國采取敵對態度的國家的邀請，一律拒絕接受。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次回國，到了香港，還有人替他擔心可能產生麻煩，勸他暫時不要回來，但他相信祖國，也相信祖國會原諒他青年時代的行動，而給他以信任。這種信賴祖國、熱愛祖國的精神，與傅雷在數萬裏外給他殷切的愛國主義的教育，是不能分開的。
再看看這些書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樣的政治處境中寫出來的，更不能不使人不去想那一次令人痛心的政治運動，二十多年來給數以萬計的祖國優秀兒女所造成的慘運，是多麼的驚人，而今天終於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個多麼得人心的政治措施。有許多人在那場災禍中被傷殘了，但有許多人卻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鋼鐵受到烈火一樣的鍛煉，而更加顯露出他剛毅銳利的英精。在我最熟悉的戰友與好友中，有許多人是這樣的，在黨外的傅雷也是這樣，雖然我今天已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但在他們的後代中，以及更廣大的在十年浩劫中受過鍛煉的堅強奮發的青年中，我看見了他們。
我敘述這些回憶和感想，謹鄭重地向廣大讀者推薦這部好書。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北京東郊
關於傅雷家書
本書是我國著名文學藝術翻譯家傅雷暨夫人寫給傅聰、傅敏等的家信摘編，寫信時間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
輯印在這本集子裏的，不是普通的家書。傳雷在給傳聰的信裏這樣說：“長篇累牘的給你寫信，不是空嘮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幾種作用的。第一我的確把你當作一個討論藝術，討論音樂的對手；第二，極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讓我做父親的得些新鮮養料，同時也可以間接傳布給別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訓練你的──不但是文筆，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時時刻刻，隨處給做個警鍾，做麵‘忠實的鏡子’，不論在做人方麵，在生活細節方麵，在藝術修養方麵，在演奏姿態方麵。”貫穿全部家書的情意，是要兒子知道國家的榮辱，藝術的尊嚴，能夠用嚴肅的態度對待一切，做一個“德藝俱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