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俗和習慣潛入了詞語裏，成為詞語的一部分，即便這個習俗已經發生了改變，它對詞語的影響卻還要過好一陣子才能消失。
即便是在最壓抑的香港黑幫片裏，有一幕也令人忍俊不禁：汙點證人住進醫院，必有粗壯彪悍的男殺手假扮女護士，搖曳生姿地走到醫院去，下毒、拔呼吸器，或者開上一槍。
不是也有男護士的嗎？或者女殺手？為什麼總要男人假扮女護士？我理解是為搞笑，為勾引觀眾的護士幻想，為在嚴肅緊張中，渲染一點黑色幽默。所以編導也安排群眾演員頻頻回首，狐疑地注視著目不斜視行走在醫院中的身形魁偉的假女護士，表示編導其實也是有意。隻是難為了服裝師，從哪裏找的那麼大碼的高跟鞋。
但未必是沒有現實基礎的，現實中的笨賊，也真是熱衷於假扮女護士。福建有個竊賊，發現醫院守衛鬆懈，便潛入醫院女護士更衣室，換上全套護士服，步入門診大廳，將放在牆角的電視拆線抱走，不料在街上遭遇巡邏隊員，被發現臉上有胡子，最終束手就擒。但事後連辦案警官都百思不得其解，大廳並沒人值守，直接抱走電視也無人過問，卻要大費周章假扮護士，而且是女護士，為什麼？又有一個遼寧男人，為了謀殺情敵，先用鐵錘將其打傷，待其住進醫院，又假扮女護士混進病房，在被害人母親的眼皮底下，把輸液瓶裏的液體調換成了劇毒溶液，總算滅了心頭大患，但事後連網友都萬分困惑，為什麼不扮男護士？為什麼要多冒一層風險，假扮女護士？
大概是詞語的力量――當我們想起“護士”，首先想到的，總是“女護士”，即便男護士日漸增多，“護士”仍下意識地指向“女護士”。習俗和習慣潛入了詞語裏，成為詞語的一部分，即便這個習俗已經發生了改變，它對詞語的影響卻還要過好一陣子才能消失。即便是在生死關頭假扮護士，腦子裏那個已經成為下意識的“女護士”，仍執拗地指揮著當事人，要費盡周折穿上女護士的服裝，並且毫無變通回旋的餘地。詞語無處不在，永遠在場，即便是在它所指涉的實物已經發生改變和偏移時，仍然以它的方式對我們的認知和行為實行監控。
我們知道“優質”的東西未必優質，“安全”的地方未必安全，網站上那些標為“正品”字樣的東西都是什麼來曆，仍然身不由己對被這些詞語修飾的物品多加一點相信。我們也知道摻了東西的奶粉其實已經不是奶粉，但超市處理那些“9月14日前生產的乳製品”時，仍然有人成箱地抱回家去，在命名上，它仍是奶粉，區別隻在“9月14日前”或“9月14日後”。我們也知道“假藥”其實已經不是藥了，“藥”和“假”存在荒謬的相悖關係，但我們依舊得稱呼它為“假藥”，因它曾經自稱是“藥”。詞語的魔力來自它是命名，是一項承諾，但在命名被否決，承諾被推翻之後，這魔力卻依然久久保存。連這點相信都失去，就將淪入信無可信的空茫境地。
所以，當梁文道先生所說的“言辭與事實的隔離”已經普遍發生的時候，當護士已經不女的時候，我們仍下意識地要假扮女護士，仍然要對詞語的承諾，寄予魂斷藍橋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