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經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濟製度，隻依靠同情，結果就是這樣，我們的同情不是針對貧窮，而是針對故事，我們有同情心，我們卻也是掠奪者。
同樣是歐洲導演，同樣以底層生活為作品題材，我喜歡比利時達登內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 Luc Dardenne），卻討厭意大利導演伊托?斯高拉（Ettore Scola），後者有一部著名的電影《討厭，肮髒，下流》，講述意大利棚戶區貧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獲得了1976年的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但我看過它之後，卻覺得異常反感，自己也不知道這反感的由來，直到我看到了長平先生的文章《假如窮孩子窮得連故事都沒有》。
文章裏的窮孩子，是雲南山區的孩子，因為沒有新鞋子穿，每個冬天都要挨凍，他們的老師拍了一組照片，寫了動情的文章，發到網絡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們收到了許多鞋子。長平先生認為，這是我們社會的悲哀，“一個人要窮出故事來”，才有可能引起媒體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們不過根據這些故事，來決定我們的幫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屬，到報社求助時，編輯和記者會幫助他們策劃一些故事，賣身、賣腎、賣終生的當牛做馬，是好心，也是無奈，不然就沒有新聞點，不然就沒有故事。人窮可以誌不短，卻不能短了故事。
從那時候，我懂得了達登內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間的區別，達登內兄弟是從底層角度出發拍電影，他們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從底層之外看底層，因此熱衷於故事性，甚至是懷著興高采烈的態度去發掘故事。《討厭，肮髒，下流》讓我反感，是因為那裏麵的所謂底層充滿故事性，他們偷情，他們亂倫，他們互相下毒，他們把孩子圈在欄裏胡亂地養大，他從他們身上取得的，無非是一個又一個讓人驚駭的故事。他固然是一個藝術家，他也是一個掠奪者。
由內往外看和由外往內看，從低處看和從高處俯瞰的區別，大概就在這裏。
而之所以想到這些，是因為我們總能看到故事。前段時間，有個11歲的女孩，母親患了腎病需要換腎，這個從6歲就開始練習書法的小女孩，打算靠書法作品的稿費為媽媽治病，終於感動媒體，一個義賣會為她而辦，她通過賣自己的書法作品，終於籌到醫藥費。
她確實是幸運的，貧窮是容易的，找到故事是艱難的，請求幫助的人是眾多的，被發掘出故事的求助者是寥若晨星的。如果再有一個需要幫助的家庭出現，就隻好像長平指出的那樣：“除非你再找到一個更好的角度，講述一個更動人的故事，否則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媒體的同樣熱情的相助。”這個孩子已經用掉了寫書法這個素材，下一個孩子，隻好畫畫。
沒有經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濟製度，隻依靠同情，結果就是這樣，我們的同情不是針對貧窮，而是針對故事，我們有同情心，我們卻也是掠奪者。我為我們對故事的渴求感到反感，但卻無能為力。於是，下一個孩子隻好畫畫，下下一個孩子隻好裸奔，下下下一個孩子，隻好橫渡大西洋。人生在世，必須努力成為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