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上“我要我們在一起”幾個字，回車，居中，改黑體，加粗，選三號字。
這是2016年的年初，我被製片人徐瑤生生按在香港的家裏，哪裏也不能去。她穿著隆重，抽著煙拿著一本美國版的《vogue》，冷冷地靜靜地坐在我書房角落頂天立地書架前的沙發燈光裏，像一幅老舊的維多利亞風格牆壁上的另類貴婦圖。這種壓抑，混合著久違的煙草味道，讓我頭昏腦脹。我幾乎再也寫不下一個字。
我的躁動打擾了徐瑤，她從雜誌上拔起頭看看我，眼神從我的背後射來，在香港20度的溫暖天氣裏冷冰冰凍住一片。她站起來穿過書房，一百平米的木地板和她的高跟鞋相互碰撞的“嗒嗒”聲就像一首催命曲。她靠近我，拿雜誌在我後肩上說重不重地砸了下去：“汪佩佩，我告訴你，我劇組上百人等著你一個人，兩個億的投資你打算跟我怎麼耗？！”
我不是不知道這些，在作家編劇圈子我待了整整十一年。大學畢業，打了兩年可有可無的工，之後認識徐瑤，看著她辭職，看著她窮困，看著她創業，看著她成為這個圈子裏唯一的一線女性獨立投資人兼獨立製片人。九年間，我辭職、寫書、沒飯吃、當編劇槍手、當編劇、當她公司的創作總監、當她的合夥人。這一年，我們都33歲，她終於和我撕逼了。
我們合作之後第一部戲開始到如今，整整八年，我們所有的電影和電視劇從來沒有用過苗凱。這是我和徐瑤約定俗成的事情。這個圈子裏稱得上一線的男明星隻有三個，有一個還奇醜無比，戴不起“偶像”的高帽。一般的實力派都是剛開始的時候連獻身都實在讓人下不去手的，隻能靠超越常人的隱忍和努力。因為我們從不用苗凱，所有的偶像劇幾乎就用魏東晨一人擔當男主角，連整個編劇團隊都習慣性地拿魏東晨的形象和氣質直接套入主角開寫。好在公司一年也就一兩部電影、一兩部電視劇，也不至於讓人厭倦到吐。魏東晨是個脾氣極好的藝人，家境正常，從小沒有什麼大挫折，生來一張開飯臉，不怎麼掙紮就紅透了整片天，和我們的合作也一直正常順利，互惠互利。也許是他脾氣太好，就給了小人可乘之機，他的經紀人和底下各路人馬為利益撕逼的事情竟層出不窮。終於撕到徐瑤眼皮子下，傷及了徐瑤的名聲和利益，徐瑤就爆發了。
她的爆發後果嚴重，2016年的兩部戲都要改苗凱來挑大梁。我開始消極怠工。編劇團隊以前從來沒有寫過苗凱，再加上我又不管不問，當然一連出品了五版的渣劇本。苗凱的經紀人呂穎看到修改五遍的劇本還這個水平，簡直開始懷疑徐瑤的職業名聲，就打算徹底回絕徐瑤的邀約。徐瑤安撫了呂穎一天之後，當晚就飛來香港，住到我家，開始和我認真撕逼。
我曾一直天真地以為世界可以大到讓我們永不再相遇，事實證明沒有什麼事可以永遠的，哪怕是永遠不見。一想到要和苗凱談劇本，我就什麼都寫不出來。腦袋木然，手指僵化，儼然一具幹屍。我還曾在年少時更天真地以為隻要有錢有地位，我就能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和他相處，現在看來，一樣可笑。
我實在無法理解我和他有這種“過節”的原因，實際上，這根本不是“過節”，而是避諱。為什麼有避諱？我依然無法回答。人最難了解的是自己，因為人害怕直麵自己的內心。內心深處到底有些什麼，在時隔十五年之後我實在有些失憶了，也許是選擇性失憶。可我也無從選擇不失憶，無從直麵自己，亦無從解開這個避諱。
可是我可以放棄自己，卻沒道理放棄徐瑤。人的地位越高，名譽越盛，需要保護的人就越多，就越身不由己。這一刻我倒希望自己是一個無聞小責編，隻負責審稿，遠離塵囂。可是，說什麼都晚了，人生是沒有回頭路的。如果有，我會選擇怎樣和他開始？改變開始，是不是就可以改變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