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混亂的畢業前夕，所有的同學都在努力麵試找工作。北大的金字招牌確實是給了我們比一般的學生更具優勢的。沈晴考了研究生，繼續她北京大小姐無憂無慮的生活。唐糖則進入了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公司，這一年這家公司在全國範圍隻招聘九個應屆畢業生，她就是其中一個，起薪就是十萬年薪，而且參與全球培訓計劃。想起當年大家一起吐槽學生會外聯部招人的情景，驚覺時間飛逝。她們錯過了外聯部，但這四年在學習和社會活動中的積累，還是讓她們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結局。而我，雖然當年依靠李東明拿到了外聯部的名額，之後卻渾渾噩噩，除了寫小說，對專業課的經濟金融可謂一竅不通，社會活動也和專業毫無關係，四年的大學成績都是混到及格而已。李東明說得對，我當年應該報考文學係，這樣我的愛好和專業就完美貼合了，最重要的是，我那些辛辛苦苦的碼字打工就不再是廉價的擺不上台麵的低端工作，也許還能成為我的優勢。
生不逢時，錯過了就是錯過了。現在也沒什麼退路。李東明比我們早一年畢業，在他爸的公司工作，一直在基層鍛煉。說是鍛煉，沒人不知道他的太子身份，都是各種配合。假以時日，一定是要接他爸的班。他也不讓我找工作，在他看來，考研我肯定考不上，找工作的話，除了唐糖這種特殊案例，我找到的工作肯定不如他爸的公司那麼好。他說得很有道理，我無力反駁。我父母更是拍手叫好，我媽甚至覺得我工作或者不工作意義不大，盡早結婚才是正理。
畢業前的“五·一”節，我哥要結婚了。新娘的名字很陌生，之前也沒怎麼聽我媽說起。這麼長時間以來，我媽和我的交流隻限於逼我結婚。雖然我並不關心我哥，但結婚這種大事總還是要回去露一下臉。我媽更希望我回去的理由是李東明的錢。果然，李東明有事待在公司走不開，就包了一個厚厚的大紅包，托我捎給我哥。我是在婚禮前一天才到家的，家裏沒有人。他們都在我哥的新房裏忙活。克扣了我四年的生活費，終於攢夠了我哥的新房錢，我爸媽真是有心了。我冷笑著獨自窩在家裏看電視。鋪著老舊針織桌墊的茶幾上有厚厚的簽到冊和來賓名單，還有一份我媽自己用的紅包記錄表。我隨手翻翻，看著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名字，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所謂的親戚，隻是一群根本不了解你的臉熟的陌生人。在朋友欄下，我看到了苗凱的名字，心髒像被打了一記重錘，有了三秒鍾的休克。他會不會來？這半年，他過得好嗎？他是回了小城，還是留在北京？自我上次坐上李東明的車，他就人間消失了。他敏感的自尊，連一個解釋的機會都沒有給我。
第二天，我早早地到了酒店。這已經是小城裏最好的酒店，按人頭收費，每人一百塊錢。我爸媽不會做賠本的生意，來的人給的紅包金額肯定可以讓他們對這個基本套餐價格舒心。這酒店就像小城無數的其他酒店一樣，廣告牌用廉價的霓虹燈圈成一個個大字，在粗糙的顏色上斑駁露怯。酒店門口擺滿了氣球，很多我看著臉熟的女親戚們站在酒店兩旁，等著撒明晃晃的彩色亮片，男親戚們挺著肚子聚成一團又一團站著抽煙，等著鞭炮齊鳴。沒有苗凱。如果他在，我肯定可以第一眼看到他。他沒有來。我一直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