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政治力量，如同其他政治思潮、政治力量一樣，其能否生存和發展，能否對現實生活產生影響和影響力的大小，取決於它能否製訂和推行與其自身價值觀念和政治取向一致並與特定環境條件相吻合的理論綱領和政策策略。戰後以來，民主社會主義隨著資本主義特定環境條件的變化發展，自身綱領政策的製訂、調整、推行，經曆了振興發展、困難衰退和麵臨挑戰的過程。
民主社會主義以1951年在法蘭克福召開的社會黨國際成立大會上通過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的聲明為標誌，在歐洲政壇上日益表現為相當活躍的角色。從50年代到70年代，隨著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和發展，西歐各國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經濟迅猛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4.9%，社會財富迅速增多，民眾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有了明顯改善。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眾的關注點不再是激烈的鬥爭和變革，而是更多轉向如何在現有體製內維護和提高自身地位，避免受經濟活動中兩極分化、失業等負麵效應的影響。第三產業的勃興和白領人員的增加，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這時，民主社會主義適時地調整綱領政策，迎合民眾要求，不求激烈變動，但求逐步改良，推行有限的國有化政策、共同參與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以謀求民眾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的代表自居，贏得了廣泛支持，其力量和影響得到了迅速爬升。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黨員人數70年代末較之50年代初增長了1/3，擁有的選民增長了40%。在大選中，得票率持續地大幅度地增長。如瑞典社民黨由1956年的44.6%升至1%8年的50.1%，奧地利社會黨由1956年的43%升至1970年的48.2%，其他各黨一般都達到了戰後得票最高率。因之，一些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紛紛上台執政或參政，成為西歐與右翼政黨分庭抗禮的主要政黨。最明顯的表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與英國工黨的東山再起。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戰後一直在野，1966結束在野生涯參加政府，1969年成為執政黨，然後持續執政12年；英國工黨於1951年下台後整整在野13年，於1964年又上台執政。原先在台上執政的黨，如瑞典社會民主黨、挪威工黨、丹麥社會民主黨、奧地利社會黨等則持續執政，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此外，社會黨國際有了明顯的發展，50年代初成立時隻有成員34個、黨員938萬，至1978年，成員增至69個、黨員1500萬，擁有選民1億多，而且其活動和影響逐步地向亞非拉地區發展中國家擴展。這個時期，民主社會主義得到了勃興發展，被稱之為它的“黃金時期”。
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深刻變遷，民主社會主義先前在歐洲賴以勃興的情態和境遇不複存在，反而暴露了其基本理論和具體政策的諸多問題和缺陷，以致屢屢受挫，處境日趨被動艱難，需要對付種種挑戰。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大選中的得票率普遍下降，曾長期執政的黨紛紛下台，仍在台上的處境困難，很多黨麵臨了嚴重的政治危機、思想理論危機和一定程度的組織危機，有些黨還陷於金錢政治和腐敗醜聞中不能自拔，與60-70年代的“黃金時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具體表現主要是：
首先，經濟危機和衰退對民主社會主義提出了挑戰。
戰後西歐經濟持續高漲的勢頭，到70年代發生了轉折性變動，以1973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為標誌，進入頻繁的周期性、結構性危機階段，經濟長期呈現生產領域停滯、金融領域嚴重不穩、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局麵。1982年後經濟持續地低速增長，至年進一步發生逆轉，各國國內需求日趨疲軟，投資勢頭日益減弱。1993年西歐經濟出現了近20年來首次負增長，增長率由上年的1.1%降為—0.5%，被稱為“黑色年份”。
曠日持久的經濟困難深刻影響了西歐社會。社會上懷疑和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各主要政黨和政府地位普遍動搖甚至下台，首當其衝的是執政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他們奉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遇到困難，長期推行的國有化政策和福利國家的措施發生危機。民主社會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原本體現既能保證經濟效率又減少社會不公的意願，但7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結構的轉換、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國有企業普遍出現嚴重虧損，這種政策不僅不能促進經濟發展，反而成為國家和納稅人的沉重負擔。民主社會主義基於平等、公平的價值觀，把確保公民享有基本社會服務的權利作為一項主要任務。他們推行“收入和財產的合理分配”和“團結一致”的工資製度，實行累進稅、公共開支補貼措施，以及社會保障製度等等，建立“福利國家”。但經濟危機和“滯脹”的出現，極大地影響了“福利國家”的推行，並引發和暴露了福利國家的矛盾和衝突。日益龐大的福利開支，超出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承受能力，超過了生產率增長速度，造成巨額財政赤字，使得消費和積累極不平衡，削弱了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同時，由於福利製度是以高稅收為基礎的，實際上造成一種惡性循環，福利費用增加，就需要增稅，稅收增加要求工資增長，在生產沒增長的情況下增長工資隻能是導致通貨膨脹。這樣，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往往處於無所適從的矛盾地位：一方麵，社會對福利的要求不斷上升，另方麵，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人們又不願意繳稅維持這些福利，尤其對增稅不能忍受。同時，在失業猛增的情況下，維持社會保障體係的活動餘地必然越來越小。
所以，70年代後出現的經濟危機、衰退、低速增長和滯脹局麵，動搖了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建立的國家管理和社會調節的方法和樣式的現實基礎。它們不可能像先前那樣實行高工資、高福利、高稅收政策，一些黨力圖維護傳統形象，卻因無力解決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而下台；一些黨迫於形勢而改變政策，但不是因為無法突破舊有模式，就是因為綱領政策與右翼趨同，喪失自身特色而既失去傳統選民，又無法吸引新選民的支持，因之長期被迫處於反對派的地位。
其次，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動削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組織基礎。
隨著戰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經濟結構的更新，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了階級結構的變動。西歐各國傳統工人人數在就業總人口中的比重急劇下降，至70年代末下降至30%-35%，中間階層的從業人員比重則上升至50%-60%。以聯邦德國、英國、丹麥、挪威和瑞典為例，工業部門就業人數比重由1960年的41.5%降至1989年的30.3%，降幅為11.2%；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由31%降至22.5%，降幅為8.5%；而服務行業就業人數則由44%升至65.3%，增加21.7%，政府雇員由13.8%升至24.8%，增加11%。這樣，階級結構的變動，必然要影響到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基礎。一方麵，傳統工人人數的減少導致工會會員人數下降。如英國1979年工會會員共有1220萬，占工人總數的55%，到1989年降至900萬，僅占36%。同時，傳統產業的衰落、工業分布分散化以及勞動市場流動性的增大，使工會很難再從組織上體現和保持工人階級的本質特性，也使工人本身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更多樣的生活和政治取向，從而減弱了工人階級群體的天然一致性。另一方麵，中間階層特別是80年代後大量湧現的“新中間階層”，沒有傳統的很固定的政治屬性，政治取向繁雜，搖擺不定。他們對大壟斷資本懷有不滿，又不願喪失自己相對優越的生活地位，因而傾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改良主張；同時，他們在現有社會等級階層中是不斷上升的強者，因之又傾向於主張優勝劣敗的新個人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推崇的平等、公正、相助的主旨存在著難以調和的衝突。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黨員及其選民基礎中產業工人比例持續下降，其社會經濟政策也難以得到中間階層的完全支持，甚至使中間階層日益疏離。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和實踐同時受到傳統工人衰落和中間階層政治上搖擺不定的左右夾擊，既不能很好地穩定傳統陣營，又不能有效地爭取到中間階層的擁護和支持，力量影響不斷下降。為了維護自己的實力和地位，他們不斷地修改綱領主張、調整政策，確立爭取新興中間階層的支持又不失去傳統選民支持的方針，力圖找到一個把傳統政治目標與中間階層的觀念結合起來的最佳點，但在具體構想和實踐上很難得到共識，很難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