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主要的南歐國家的社會黨也加強了區域性的合作。1976年1月，當中歐和西北歐社會民主黨人在赫爾辛基舉行區域性代表會議的同時，南歐五國社會黨則在巴黎舉行會議，協調相互間的行動，並在同共產黨的關係問題上通過了同他們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同伴不同的決議。1983年10月，在帕潘德裏歐的倡議下，五國的社會黨人總理又在雅典舉行非正式會晤，在分析惡化的國際關係的基礎上，“討論了在這幾國之間加強雙邊和多邊的經濟、政治和其他合作的方式”。通過這種種合作，南歐國家的社會黨人不但擴大了它們在國際社會中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而且通過相互的觀點交流，形成了同中歐和西北歐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和實踐不同的具有特定內容和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並且，它們以自己嶄新的理論形象和積極的政治實踐贏得了國際聲譽，似乎給歐洲日漸老化的政治模式提供了一線生機。南斯拉夫學者博魯特·祖潘指出：“北歐國家和社會中有一種普遍的看法，即：目前這些傳統的政黨（例如，在兩黨輪流執政的國家中），已經極大地減少了他們對付社會和經濟危機挑戰的可能性。與此相反，南歐社會黨作為公眾期待已久的選擇現在執政了。他們在實踐中第一次以歐洲其他地區實際上已不存在的一種新的抉擇力量來顯示自己。”當然，執政之後的社會黨並未能始終保持自己的激進形象，它們在社會的壓力下被迫向右轉了，逐漸同中歐和西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人合流。
通過前麵對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形成軌跡的描述，可以看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其實也是它不同模式的形成過程。由於各自所處的社會曆史環境不同，各個地理區域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每一階段都呈現出一定的獨特性，它們所麵臨的社會問題及處理方式都不完全相同，這便構成了各個模式相對獨立的核心內容和代表性特點。內陸模式鼓勵所有社會成員積極參與民主秩序的建構，政治上主張左右聯盟，經濟上倡導勞資共決，社會上發展夥伴關係，同時輔之以日趨完備的社會福利體係和不斷完善的理論創建工作，使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廣泛深入人心，贏得相對穩定的社會支持；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對建設全麵的福利國家有著最為濃厚的興趣，它在政治上爭取廣泛的自由權利，經濟上限製壟斷資本職能，社會上謀求人人享有平等的福利成果，並把這一切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支柱，切實保障，穩步推行；地中海模式則試圖通過采取積極的施政手段，普遍實行國有化和經濟計劃化，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進行全麵改革，在公民中更好地分配權力和財富，廢除人剝削人的製度，實現社會主義（當然是指民主社會主義者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根據各自所側重的核心內容，結合它們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大略地把握三大模式在歐洲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各自所占有的分量：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模式，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以理論創見見長，並由此獲得最大的國際影響；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則作為一種工會模式在經濟改良方麵高出一籌，從而取得最大的現實成就；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完全憑藉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選舉成功而形成的偶然模式，它主要在政治變革方麵發揮了自己的特長，造成一時的轟動效應，對現存社會結構的觸動程度以及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貢獻其實很小。
在下麵對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各自特點的比較性分析中，將對此作進一步的闡述。
二、理論特點
考察歐洲民主社會主義諸模式的理論特點，首先必須確立這樣一個前提：它們都是多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和實用主義的，但由於各自所處的社會曆史環境不同，彼此之間也存在著程度上的差別。鑒於此，下麵從理論體係的完備程度、理論觀點的激進程度及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三個方麵展開簡要論析。
單就理論體係的完備程度而言，內陸模式和北海-波羅的海模式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各自都有一套源遠流長的理論體係，都有一代一代的理論家為建構和完善這套體係做出了前後相繼的貢獻。但若進一步考察它們的內容就會發現，內陸模式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模式，它的理論形態更能反映民主社會主義這一廣泛社會改良運動的精神和實質。無論是它“倫理主義、人道主義、多元主義”的世界觀，還是它“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無論是它“民主高於一切”的民主觀，還是它“全民共享”的國家觀，無論是它“全民黨、議會黨”的政黨觀，還是它“和平與改良”的社會變革論，無論是它的“共決製”，還是它的“社會夥伴關係”，事實上都已成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共同準則。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體係倫理色彩和思辨色彩都很濃。在屬於這種模式的各國黨的綱領中，崇尚“人化的國家”、“人的尊嚴和理性”，通常以一些抽象的價值原則來統一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的思想，而對具體的政策規定卻十分籠統，留下很大的活動餘地。在每次新綱領的製訂過程中，黨內對理論都表現出空前濃厚的興趣，勢必出現大規模的理論論爭，程度之激烈，時間之久長，都是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所無法比擬的。不過，這些理論之爭往往不是以組織分裂為結束（像地中海國家那樣），而是以綱領上的妥協和黨內派別的繼續存在而告終。如然，反複的辯論，經常的妥協，既是使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日益完備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日益完備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和表現。
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就不同了，它的理論完備主要體現為前後一貫的施政綱領和現實政策，而不是脫離實際的理論思辨。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從瑞典的福利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基金社會主義，到英國的社會保障製度，再到挪威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無一不是圍繞具體施政而展開的。從哈羅德·拉斯基到查理·克羅斯蘭，從阿德勒-卡爾鬆到魯道夫·麥德納爾，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的主要理論家也偏向於對工黨（社會民主黨）現實政策的論證和闡述，而對諸如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之類的問題缺乏興趣。所以說，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完備的理論體係其實就是完備的政策體係，也是完備的實用主義，對理論原則的取舍要以是否對當時的社會實踐有用為前提，因而實際運動中的分歧乃至分裂時有所見，理論上的論戰卻開展得極少。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埃蘭德公開聲稱：“我們把實用主義看作是一種解決問題的理論。”
同內陸模式和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相比，地中海模式根本談不上什麼理論體係。它無非是在歐洲政治氣氛發生轉折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作為一種替代選擇而產生和崛起的一股政治思潮，並作為70年代中後期經濟危機的治理者而為人們所接受。這就決定了它的理論綱領勢必完全體現為需要隨時變化的競選綱領和施政綱領。因此它也表現出某種實用性，不過由於南歐社會關係的極化和社會矛盾的尖銳而無法做到前後一致，更無以形成體係。
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最不成體係，因理論分歧而導致的組織分裂也時有發生，但它的理論觀點卻是三大模式中最激進的。其中的“反壟斷結構改革”計劃很有代表性，它幾乎觸及生產資料所有製這一實質問題了。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很多觀點和提法甚至已接近歐洲共產主義，與西、北歐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人反而相差甚遠。這是由它產生的社會背景——資本主義危機所決定的，因為它必須作為現存社會製度的改革力量出現才能贏得南歐國家70年代大量產生的既不滿於現狀卻又害怕激烈社會變革的新中間階級的擁護。但是，這種激進形象經不起執政的考驗，地中海各國社會黨在80年代初相繼執政以後都開始向右演變，社會主義的口號遠沒有執政以前喊得響亮了。早在1983年，法國學者吉爾貝·瓦塞爾芒就曾指出：“從當前這些黨之間進行的辯論來看，我們看到所謂北歐傳統社會民主黨人同南歐比較激進的社會黨人之間存在本質差別的神話正在破產。”所以，法共總書記馬歇1987年8月31日在接受盧森堡廣播電視台記者采訪時，不無憤慨地說：“左翼選民應該記住，一旦社會黨得到絕對多數，它就可以不去遵守自己的諾言了。”
相比而言，內陸模式和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的理論觀點就要溫和得多了。它們的理論都是把實現“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曆史性妥協”作為政策的出發點，聲稱要把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敗俱傷”的鬥爭形勢轉變為“各得其所”的鬥爭戰略，主張以現有社會製度為前提，通過推行廣泛的社會福利政策和擴大工人的參與決定權，在分配領域和管理領域至於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無疑當首推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可以說，內陸模式主要以理論和思想來深入人心，地中海模式主要靠口號和宣傳來爭取選票，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則主要通過實踐活動和組織力量來贏得群眾。這就要求後者拋開一切泛泛的空論，致力於通過切實有效的綱領獲得明白無誤的現實成就，理論和實踐的任何背離都是不允許的。英國是工聯主義的發源地，北歐國家也由於工業化的迅速開展以及工人階級主要由以前的農民、漁民和其他手工業者作為基本成分並始終享有較為優越的經濟地位而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工聯主義傾向。深受工聯主義傳統熏陶的社會民主黨人總是習慣於一步一步地進行經濟改良，而不願過多地注意長遠的政治目標（事實上社會環境也不允許），這便從根本上決定了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三方麵特征：具體政策的體係、溫和務實的觀點以及同實踐的高度一致。
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與此相反，它的理論形態十分完備，且思辨色彩很濃，可現實社會環境的局限（這將在第五章裏詳細分析）卻又迫使它的政治實踐采取十分溫和的形式。理論與實踐的背離現象十分明顯，理論上樣樣都好，頭頭是道，實踐中卻必定走樣。這種情況在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產生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社會民主黨人自己也不諱言，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起源於社會民主黨人試圖彌合黨的理論和實踐之間日益出現的鴻溝。德國科隆大學曆史學教授特奧多爾·席德爾指出，德意誌地區的社會主義運動由於理論論爭比較激烈（不像工黨同伴那麼務實），往往掩蓋了黨的內部正在發生的不斷適應新情況的過程。例如，德國黨在1899、1901、1903年的黨代會上都一次又一次地正式譴責修正主義，而他們的實際做法卻愈來愈接近修正主義。隨著50年代中後期新綱領的製定和通過，即內陸模式形成之後，理論同實踐的這種背離程度曾大大縮小。但在參政執政的長期考驗下，鴻溝又呈進一步擴大之勢，並進而被黨的領導人視為理所當然。勃蘭特說得很坦率：“一個處於領導地位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日常工作，不可能總是十分明確地遵循著根本方向的。”克賴斯基也不無幽默地說：“政治理論就像一種間歇療法，並且主要就是為那些還不能治理的事物而存在的。”而“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標誌是他們充滿了承擔責任的勇氣”，他們要治理社會，要實現民主，因而在實踐過程中出現與理論的背離是勢所必然的。
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由於不成體係，它與實踐的關係既不像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那樣一貫協調一致，也不像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那樣經常相互背離，而是迫於環境的壓力，始終處於一個“一致——背離——協調——一再背離——再協調”的過程之中。“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地中海社會黨人可是對這句名言有最深切的感受。為了讓“灰色”變得“常青”，他們不惜委曲求全，朝令夕改，八麵迎合，可總是“青而複灰”，難以恒繼。密特朗、岡薩雷斯、帕潘德裏歐，一批舉世公認的政治風雲人物，誰沒有屢次經曆過這種尷尬？在資本主義民主的種種羈絆下根本無法實現自己變革思想的密特朗，甚至有一次忍不住說：“我要是列寧就好了。”環境迫使地中海社會黨人總是在政治期望與政治實踐之間玩著平衡木遊戲。
綜合上麵論述，我們可以對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在理論方麵的特點有一個總的了解：就體係完備而言，內陸模式為最，北海-波羅的海模式次之，地中海模式再次之；就觀點激進而言，地中海模式為最，內陸模式次之，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再次之；就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而言，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為最，地中海模式次之，大陸模式再次之。
三、組織特點
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的組織特點實際上是指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的三類典型政黨——社會民主黨、工黨和社會黨的組織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黨組織與黨員的關係，黨務領導與政務領導的關係，黨與利益團體特別是工會的關係。
在三大模式中，內陸模式是以黨紀相對嚴明、思想比較嚴格而著稱的。它一般不接納利益團體集體入黨，盡管德國、奧地利、瑞士的利益集團體係都十分發達，但社會民主黨迄今還沒有集體黨員。顯然，集體黨員隻是對黨的經費來源有利（如1981年英國工黨財政總收入有78%來自工會），對維護黨的紀律性和政策的一致性來說是遠遠不及個人黨員的。黨綱還規定，黨員不僅是黨參加競選時的群眾基礎，而且是黨日常政策的宣傳者和日常活動的參加者，這一點大大加強了黨員的身分自認意識，保證了黨員同黨組織之間密切的思想聯係。相比而言，內陸模式是一種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同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和地中海模式那種板塊式的權力結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英國學者威廉·E·佩特森稱之為“直接的黨”。這樣一種組織關係有利於加強黨的領袖人物在黨內的權威，削弱黨員對黨的決策的影響，由此而形成的黨內日益嚴重的僵化和官僚主義已成為青年一代社會民主黨人攻擊的主要目標，要求實行黨內民主化的呼聲很高。再則，由於領導人具有很大的權威，領導人的變動對黨的力量影響就很大。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強大和奧地利社會黨的成功是與勃蘭特和克賴斯基的名字分不開的。他們卸任之後，兩黨都出現了明顯的衰落。
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又被稱為“工會型民主社會主義”，主要就是就其組織特點而言的。它不但同工會運動聯係密切，而且組織和活動方式與工會很相似，黨員入黨或退黨都十分自由，有的以集體黨員身分入黨或退黨的黨員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當時的黨派所屬。在英國工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挪威工黨這些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的主要政黨中，集體黨員的數量都比個人黨員的數量多。尤其是英國工黨，集體黨員的比例高達95%，瑞典社會民主工黨約75%，挪威工黨60%。它們一般都把黨首先看成一個競選聯盟，主要不作為一個思想共同體存在。而後者，正是內陸模式和地中海模式都十分強調的。既然是競選聯盟，黨員與黨組織的關係就隻剩下選舉時投本黨的票這一條似有似無的紐帶了。對普通黨員來說，黨紀也就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不過，黨的領袖卻通過長期形成的嚴密的組織係統，對全黨擁有壟斷性的權威。
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也沒有集體黨員，而且有比較強大的地方組織，要求黨員積極參加地方黨組織開展的各種活動，並擁有選舉參加全國黨代會代表的權利和義務。但是，黨的紀律和組織狀況並不樂觀，這主要是因為社會黨普遍缺乏一套完備的、集權的、運轉良好的組織體係，而是派別林立，權力分散。不管是黨紀嚴明的內陸模式，還是聯係鬆散的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社會民主黨和工黨都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機構，各級黨組織的活動井然有序，責權分明。地中海社會黨則不然，派別勢力和地方勢力異常強大。“黨的真正權力操在黨內派別頭目手裏”，甚至於“選舉黨的領導機構和表決決議和提案時，各個派別都按實力大小在各級黨組織中有代表權”還被視為黨的組織結構“民主性”的主要體現。這主要是由於南歐社會的極化現象比較嚴重，力量分化十分零散，而社會黨在70年代重建時，為壯大自己的組織力量，又“把全國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士都弄到一起”，加大了黨的中央機關集中決策的難度。因而，從黨是否作為一個團結統一的整體進行活動而不是從黨員同黨組織的關係是否密切來衡量，地中海模式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中紀律最為鬆懈的。意大利社會黨人貝亭在諷刺本黨組織渙散時所說的話很值得玩味：“黨已經不存在了，隻有一個代表著隻顧眼前政治利益的不同利益集團的聯合體，它醉心於搞聯合執政。”
組織特點的第二個方麵，黨務領導與政務領導的關係，主要體現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同黨的議會黨團或內閣的關係上。這種關係的產生是伴隨著社會民主黨人對現存社會製度的完全認可及其議會改良道路的全麵確立而來的。克賴斯基認為，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標誌就在於他們有承擔責任的勇氣，積極投身現實的社會政治運動，通過參政執政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曆史使命。可以說，社會黨國際歐洲成員黨盡管在許多問題上分歧重重，但下述共識卻是基本的：“議會席位被黨看成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關鍵，因此黨的戰略明顯地向著議會。而取得下院多數被認為達到社會和經濟改良的唯一道路。”這便是各黨議會黨團都擁有巨大權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黨的執委會主席和議會黨團主席往往由一人兼任。當然，由於各自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不同，三大模式的社會民主黨在處理黨務領導機關同政務領導機關的關係方麵也形成了一些彼此不同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