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流派，民主社會主義的建黨原則同科學社會主義的建黨原則是根本對立的。概言之，科學社會主義政黨強調意識形態一元論，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主張思想來源多元化；科學社會主義政黨十分重視自己作為工人階級先進分子這一階級特性，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公開承認自己不能僅僅充當某一階級狹隘利益的代表而以人民黨自居；科學社會主義政黨堅持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作為多黨議會體製中平等競爭的一員而存在；科學社會主義政黨講求民主集中製，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鼓勵自由參與。由於以上差別的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主義政黨在社會變革觀上呈現出涇渭分明的態勢：科學社會主義政黨重視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強調新社會製度的建立要以砸碎舊的國家機器為基礎；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則從“社會的改變隻能在絕大多數人同意時才能實現”的前提出發，主張以和平的手段對社會的各個領域持續施加壓力，通過不斷改善現存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關係而逐漸過渡到新的社會形態。當然，以上對建黨原則和社會變革觀的簡略對比，是把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分別視為一個整體，沒有考慮它們內部的模式分化。事實上，無論是科學社會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它們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同質規定性，但其內部的不同模式在同一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也是頗有差別的。基於此，下麵將從三個方麵對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在政黨觀和社會變革論上的異同作一比較分析。
一、左翼人民黨
從工人階級政黨過渡到左翼人民黨，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政黨觀上的一個實質性變化。迄今為止，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的20餘個政黨基本上都完成了這一轉變。從曆史進程看，隸屬於不同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完成這一轉變的時間，大體上同該模式的形成時間相一致。
北海-波羅的海模式諸黨大約從30年代開始就逐漸以人民黨自居並開展相應的活動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人民之家”主張及其實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該黨第二任主席漢森早在1928年前後就提出了人民黨思想。他在黨報上撰文認為，社會民主黨若要贏得農民和中間階級（這在當時的瑞典是必需的），就必須擺脫階級的局限，視自己為人民的黨或民族的黨，把為人民獲得自由並建立一個團結和睦的民族之家作為自己的目標。漢森指出，對於黨的現實活動而言，人民概念將大大有利於階級概念，因為國家好比一個家庭，人人都希望這個家庭的基礎是一致和團結，不是階級對立和分化。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瑞典社會民主黨從30年代開始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頗為成功的以合作妥協為主要特征的改良主義實踐，並時時處處以全民代表的姿態從事自己的政治活動，在端典建立了持久的統治權威。其他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同一時期或稍後一段時間裏，通過各自的理論和實踐，完成了黨的性質從階級黨向人民黨的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挪威工黨30年代的“危機折衷方案”和英國工黨40年代的“福利國家”實踐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內陸模式的德、奧兩國社會民主黨，從階級黨向人民黨的轉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特殊條件下完成的。當時，對德國和奧地利這兩個困難重重的戰敗國來說，民族的和解和團結是首當其衝的，它迫使國內各派勢力，特別是其中的兩大產業階級，必須暫時放棄激烈的階級爭鬥，協商對話，共同應付國際國內各種矛盾。這樣一種階級關係，自然也影響到國家的政黨政治態勢。1945年在原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基礎上改建的奧地利社會黨，以參加同人民黨共同執政的長達20年（1947-1966年）的大聯合政府為標誌，大力推行社會夥伴關係，逐漸淡化自己的階級色彩，竭力充當全民族的代表。與此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謀求執政的道路上，也日益演變成同右翼的聯盟黨交替執政的左翼各派社會勢力的共同代表，並最終“通過哥德斯堡綱領表明了它很久以來就已具有的特性，即它是一個左翼人民黨”。
地中海國家的社會黨由於身處階級矛盾相對激烈的社會環境，從階級黨轉變為人民黨的進程雖然早已開始，但最終完成卻是在80年代中後期，執政實踐成了它們完成性質轉變的主要原因和具體表現。可以說，正是地中海各國社會黨的政治活動從80年代初期開始的巨大成功，決定性地推動了它們完成自身性質的轉變，同時也隱含著將以喪失自己的特色為代價，從而為後來的衰落埋下了伏筆。以法國黨為例，1990年該黨在雷恩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最後文件放棄了它執政前堅持的“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基本主張，把黨定性為“一個有人民性和具有改革社會的願望、鼓勵討論和思想交流的政黨”，以便擴大選民基礎。該黨第一書記莫魯瓦還明確指出，這次會議是對該黨執政7年的總結，是法國式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並據此認為法國社會黨從此加入了西歐和北歐式社會民主黨的行列。可大會剛剛開過3年，法國社會黨卻在大選中因提不出鮮明的競選綱領而遭到慘敗。
從一般意義上講，民主社會主義的“左翼人民黨”政黨觀主要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1）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是全民運動而不是精英運動；（2）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是左翼力量的代表，是推動全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進步運動。
1972年3月17日，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帕爾梅在同勃蘭特和克賴斯基的通信中，十分肯定地說：“社會民主黨不是精英黨，而且也從未是過。我們是，而且仍將是全民運動。”與此相反，“讚同將革命性暴力當成改變社會的必要方式的每一個人，不管他們自稱是共產主義者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幾乎無一例外地代表著精英的觀念。他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工人階級應由一個經過艱難培養出來的、優秀分子組成的黨所代表，它的成員是精心挑選出來的。但這絲毫不符合工人們的意願。他們將自己視為此角色是因為他們根據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認為他們擁有一門非常偉大的學問。”該觀點得到了勃蘭特和克賴斯基的“明確讚同”。勃蘭特還把它同社會形勢的變化聯係在一起：“在工業社會的現代發展中，社會民主黨就是要從它的綱領的基本態度中取得特殊力量。社會民主黨作為曆史上勞動人民的黨繼續存在，但又不是某一團體利益的狹隘代表，而是從根本上代表了社會的人類形象。”克賴斯基在讚同帕爾梅關於社會民主黨是全民黨的觀點的同時，還特別對共產黨及其執政實踐中的“精英政治”進行了抨擊：“關於共產黨國家應該說，在這些國家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通過政黨或者武裝力量，政治相對於經濟的絕對特權已經得以實現。在這些國家裏，除了經濟過程中國家官僚主義的僵化造成的無能之外，它主要表現為明顯缺乏消費品和投資能力，還暴露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特權階層的政治，歸根到底隻不過是開明專製主義的新變種。”
作為上述政黨觀的具體體現，社會民主黨人提出了“群眾的覺悟是社會變革的先決條件”的思想，認為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首先在於人們情願而且有能力投身社會主義變革這場曠日持久的、培養意誌的進程。因此，黨應向各方敞開自己的大門——“隻有甘願開放和坦誠相待，才會使那些願與我們隻同行一段路的人了解我們，也才能使我們免受虛偽孤傲的傷害。孤傲不僅扼殺掉了勢單力薄的政治派別，而且在它的誘惑下各大黨也不得安寧。”公民通常是十分明智的，富於犧牲精神，隻要我們的所作所為通情達理，他們就會支持我們，而我們的運動之所以有力量，正是來源於他們的支持，民眾的廣泛參與構成了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核心部分。
社會民主黨的這種建黨思想，的確為它贏得了相當數量的政見不同的支持者，但黨的凝聚力和統一行動能力卻隨之減弱。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坦率承認：“黨內的討論在某些問題上已經失去了控製。令人高興的新黨員數目的增加，不得不以暫時損害我們黨的內部團結為代價。”
“左翼人民黨”政黨觀的第二方麵內容，是指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同保守主義勢力相比較、相抗衡的社會進步力量而存在。社會民主黨人明確提出要反對保守主義的減少國家調節、削減社會福利、加強思想文化控製等政策主張，堅持國家幹預、文化自由、工人參與決定和高福利政策。在北海-波羅的海國家和內陸國家，戰後以來社會民主黨（工黨）和保守黨一直作為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兩極，交替或聯合執政，共同模鑄著國家的政治形象。地中海國家的社會黨人卻由於強大的共產黨的存在而長期處於左右兩翼的夾縫中，缺乏足夠的發展空間。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共產黨的分裂和衰落，各國社會黨才陸續通過左翼聯盟而成為國家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並取代共產黨的左翼代表地位，同保守黨相抗衡。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社會黨不但未能取代共產黨的地位成為左翼代表，反而在經過近10年的力量發展之後走向了徹底的衰落。共產黨卻社會黨化了，改名為左翼民主黨並加入社會黨國際，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重新樹立了溫和的左翼人民黨形象。這樣，意大利又走上了同其他地中海國家以及內陸國家和北海-波羅的海國家一樣的軌道，由共產黨改建的左翼民主黨成為新的社會黨，代表左翼同保守主義政黨相抗衡，或者說相互補充，共同框構國家的政黨政治格局。
正是社會民主黨人對自己既代表全民又代表左翼的角色自認，即主張從左翼方麵、采用左翼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代表全民，決定了他們對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基本意識形態定位。社會民主黨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既要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同一切世界觀問題保持距離，弱化單一政治思想聯盟，倡導世界觀多元化，又要承擔義務為休戚相關的政治做出犧牲，擯棄“反政治”傾向，使自己在被賦予實用主義色彩的同時，繼續作為思想共同體存在。
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使命在於為社會各階層爭取民主，而不同的社會階層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對民主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意識傾向、道德水準、思想覺悟也各不相同，這就勢必要求把這些不同的甚至部分相矛盾的需求進行綜合，進而製定出一係列有針對性的建設性的政策，推進整個社會的民主化。為此，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反複宣講，要敢於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有意識地擯棄那些唯我獨尊、而且隻對自己負責的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在世界觀問題上堅持開放的態度，並同宗教保持一種良好的合作關係，以求在更廣大的範圍內照顧不同社會階層的覺悟程度，滿足不同的需要，從而擴大自身的力量。所以說，意識形態的開放或多元化，實質上是社會民主黨在“並不想宣布什麼終極真理”的幌子下，為增強自己的實力而作出的一種實用主義選擇。它以喪失指導思想的純潔性和科學性為代價，以獲取執政參政地位的實際好處作為補償。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社會民主黨聲稱對一元意識形態的放棄，並不意味著對政治意識的放棄。相反，直接的、廣泛的政治參與始終被社會民主黨人視為天然使命。由於7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出現，對現存社會製度的評判和對人類生活質量的追求促使人們的社會思想意識趨於尖銳和敏感。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不應該隻在議會和政治團體中忙於枝節問題，以致毫無思想特色，同社會上種種“反政治”傾向和勢力混為一談；社會民主黨要想繼續保持自己的“社會改革力量”形象，就必須通過十分清楚的對問題的意識來表明自己的要求是正確的，從而把盡可能多的民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因此，盡管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越來越同現實資本主義社會“共生共長”了，但在社會民主黨的有關文件及其領袖人物的講話中還可以經常看到這樣的表白：“民主社會主義同樣是一種思想意識，具有自己的主張”；“我們的任務是要改變社會”；“作為人民的黨，我們當然還願繼續是一個思想共同體”；“政黨有責任形成某種意誌”；“對於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危機問題，我們必須作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回答”……不過，思想的闡釋同現實的行為、黨的綱領同政府實踐，並非始終一致，而且往往是前者讓位於後者，社會民主黨人在實際執政過程中對選民的迎合以及同其他勢力的無原則妥協是難免的。
綜上所述，各國社會民主黨（工黨、社會黨）從總體上都認定自己是代表左翼的人民黨，堅持思想理論來源的多元化和社會力量的廣泛聯盟。但就每一個具體的黨而言，是強調“人民”還是強調“左翼”，其程度是不一樣的，對各自作為工人階級政黨這一傳統的保留程度也不相同。相比而言，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工黨）在理論上十分強調自己的人民性，在實踐中卻更多地以一個左翼黨的身分開展活動，這是由這些國家相對緩和的階級矛盾和相對明晰的兩黨製政治格局所決定的：在競選中要盡可能廣泛地爭取選民，黨的有關決議和競選綱領便不得不以全體人民的代表的口吻說話；在執政時則要製定同保守黨有所區別的施政方針。內陸模式的社會民主黨則恰恰相反，它們總是在理論綱領中不厭其煩地闡述自己的階級傳統和左翼主張，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卻同保守黨有著太多的妥協。不過總的說來，無論是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工黨）還是內陸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同地中海地區的社會黨相比，其左翼色彩都要淡得多，而更接近於名副其實的人民黨。遲至1990年，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還在黨章中這樣表述黨的性質：“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是勞動階級和反對一切剝削製度的人們的一個政治組織。”法國社會黨的表述更加明確和具體：“社會黨是紮根於勞動階層的黨。近代社會連續不斷的、深刻的變化並未消除不同社會階級和集團之間的對立。所以，社會黨人，為爭取全社會進步的鬥爭中特別關注領薪者的利益，並注意提高其活動能力。”在葡萄牙社會黨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的黨綱中也有類似的表述。至於意大利現在的主要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左翼民主黨，僅從它的曆史淵源和黨名中就可以明顯領略到它的左翼特色。這說明地中海國家的社會黨因其階級關係相對激進極化的社會環境而在向人民黨過渡的過程中更多地保留了階級黨的曆史傳統，成為“具有人民性的左翼黨”。同它們相比，其西、北歐同伴至多隻能稱得上“帶有左翼色彩的人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