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起源於階級運動，在它逐步衍變為一種內容更加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的過程中，一般也都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一邊的，始終把限製和反對大資本的無限權力作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各國階級關係的特點及其變化直接影響著該國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活動內容和活動方式，並構成相應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社會環境的一個重要方麵。社會民主黨作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執行人，是在多黨政治體製中進行活動的。政黨結構實質上是階級關係在政黨政治領域的一種體現。在現代政黨政治條件下，每一個社會階層都在有意無意地挑選著自己的政治代表，這便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政黨，而政黨體製的演變則反映著各種類型政黨的升降沉浮，社會民主黨也不例外。
一、兩大產業階級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大產業階級的狀況構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主體。從曆史上看，在歐洲三大地理區域內，各地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進程的差異，極大地影響了兩大產業階級的成熟程度及其活動方式，進而形成了不同的結構特征。大體說來，兩大產業階級的狀況及彼此關係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表現為“溫和均衡”，在地中海地區表現為“激進極化”，在內陸地區則表現為“軟弱妥協”。
由於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變革起源早，進程平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代表而獲得了充分的發育環境。隨著貴族階級的日漸衰落，資產階級一步一步占據了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支配地位，同時，無產階級也不斷成長起來，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民主參與的權利和能力不斷得到增強。在英國，龐大的殖民經濟體係所提供的豐富的物質資源和妥協的民族精神所陶冶的高超的統治藝術，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能夠在一次又一次的“光榮屈服”之中不斷走向緩和。無產階級經常性地作為資產階級反對本國和外國對手的同盟者存在，而不是作為直接的對手存在。英國學者P·阿姆斯特朗等人曾對此作過比較性分析，他們認為：
“英國的雇主從未對工人運動發動像法國、意大利、日本或甚至美國那樣的正麵進攻。這從長期看確實會使雇主變得軟弱。他們滿足於瓜分國內和大英帝國的市場，不實行反工人運動的那種‘合理化’運動。”的確，英國無產階級除了在它的初始階段曾受過“圈地運動”和“血腥立法”之苦外，其整體發展過程乃是處於一種溫和、進步和改良狀態之中。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英國無產階級最早喚醒了自己的階級自覺，並始終享受到了同時期較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充分的民主權利。因而，盡管資產階級一直控製著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領導權，但就整個社會範圍而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發展形成某種均勢，相互之間的關係亦相對和諧。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一段論述，十分符合英國兩大產業階級的發展模式：“資產階級處於不斷的鬥爭中：最初是反對貴族，後來又反對其利益同工業進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並且經常反對一切外國的資產階級。在這一切鬥爭中，資產階級都不得不向無產階級呼籲，要求無產階級援助，這樣就把無產階級卷進了政治運動。於是，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對自身的武器給予了無產階級。”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這裏是一般地論述舊社會內部的衝突如何促進了無產階級的發展，但在歐洲其他地區，由於種種特殊的社會曆史條件的製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不可能表現得這樣單純和這樣典型。隻有在英國，資本主義製度對舊勢力的克服最徹底，資產階級獲得了最充分的發展環境，無產階級也贏得了最接近自己階級力量的社會地位，兩大產業階級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平衡發展態勢。
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另一部分——北歐國家，兩大產業階級也形成了溫和均衡的勢力結構，但形成原因卻與英國有所不同。19世紀以後，隨著貴族力量的陸續衰落，王權勢力的發展亦呈下降趨勢，自由農民雖然仍保留了相當的實力，但畢竟無法阻擋新的社會階級走上曆史舞台。那就是工業化進程中崛起的產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北歐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起步較晚而又發展迅速，且處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廣大發展時期。這一特殊的曆史機緣給北歐社會兩大產業階級的發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首先，工業化進程起步的滯後性和發展的迅疾性使資產階級缺少逐步成長和充分發育的土壤，貴族階級和上層農民的資產階級化缺乏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充分準備，封建遺留成分還很多。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北歐資產階級就顯得相對軟弱，難以承擔起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部曆史使命。其次，工業化的迅疾開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廣泛興起，使無產階級得以迅速發展，並能借助自己的政黨組織——工黨（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快地擴大和鞏固自己的力量，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與資產階級相抗衡的因素。這樣，隨著北歐國家工業化的全麵開展，一方麵是私人資本逐步控製了社會的經濟生活；另一方麵，工黨（社會民主黨）和勞工運動在政治上的種種作為又平衡了前者的力量；再加上經濟的迅速騰飛保證了居民較高的經濟地位和生活水平，妥協而實用主義的民族傳統鑄就了階級協作、一致對外的行為模式，這對嚴重依賴外貿的北歐國家來說無疑是至關緊要的。結果，兩大產業階級齊頭並進，均衡發展，共同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這一過程的進展十分順利，甚至比英國更加平穩，遠不像內陸地區和地中海地區那樣要經過太多的迂回和曲折。
兩大產業階級的力量均勢和妥協的政治環境為階級合作及社會保障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也為兩黨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結構奠定了基礎。這顯然有利於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核心內容的建構和黨際關係特點的形成。而無產階級的相對發展所帶來的強大組織力量、雄厚經濟實力和較高文化素質，則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率先形成並持續穩定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這一切，在我們麵前呈現出一種相對平和、單純、因果相連、彼此相依的發展圖景。相比而言，地中海地區的情況就要複雜得多。
先看看無產階級的情況。由於地中海國家工業化進程的遲緩和曲折，無產階級的人數長期沒有農民階級和城市小生產者多，其參與社會生活的方式、過程和結果都極大地受著農民力量和小資產階級勢力的製約。並且，中小企業工人在無產階級隊伍中所占比例極大，他們主要以家庭所有製為依托，從事建築、服裝、食品、紡織、木器、印刷、皮革等傳統行業，與雇工、小資產階級的私人聯係較多，對參加有組織的勞工運動表現消極。無產階級的社會成分和思想狀態也由於工業結構的多樣性而非常混雜，企業大小的差異，勞資關係親疏遠近的差異，工人技術程度和工資多少的差異，工業部門新老的差異，以及城市化規模的差異等等，都表現得十分明顯。這種差異勢必影響到工人的眼界、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感受、反抗剝削的方式、參加社會運動的積極性等諸方麵，進而造成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流派龐雜，分化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地中海各國陸續開始了工農業的大規模勞動組合，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的人數不斷減少，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社會各階層縱橫流動加劇，婦女也從農田、作坊和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走進工廠，使得這些國家的工業無產階級中有半數以上屬於第一代工人。這批新工人往往把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希望寄托在當時日見活躍的社會黨身上，從而構成了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80年代燦然崛起的階級基礎的一個重要部分；不過，社會黨為了爭取這部分力量而對第一代工人身上殘留的大量非無產階級因素的迎合也是使自己的政策搖擺不定，並最終使自己喪失特色而丟掉已獲得陣地的原因之一。
地中海國家資產階級的發育也很不理想，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遲緩和曲折使之長期缺乏雄厚的物質基礎。在它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還不得不同王權勢力、軍方勢力、小農勢力以及勞工勢力等等作持續不斷的妥協和鬥爭。盡管資產階級在本世紀初的法國和意大利曾有過較大的發展，但它們同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國家的經濟、政治發展中並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其他地中海國家的資產階級卻連這種有限的發展機遇都不曾有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騰飛和資本積聚的速度和規模的增大，資產階級有了較大的發展，但除意大利以外，各國發展速度並不快，且由於先天不足，受外國資本控製的程度相當高。據1971年統計，法國最大的200家企業中有56家為外資控製，同年外國資本提供25%的工業生產投資，它們控製的企業雇用法國工業部門的20%的領薪者。這種現象在希臘和伊比利亞國家表現得更明顯。力量相對軟弱的地中海國家資產階級要參與國際競爭，勢必加重對工人的剝削，因而南歐國家工人的工資普遍低於中歐和西北歐國家。可是，這裏的無產階級又受到大革命精神和無政府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致使勞資衝突始終處於十分尖銳的狀態。勞資協商本來是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一項重要活動內容，在地中海地區則沒有太大的市場。地中海地區盡管壟斷資本的力量還沒有前兩個地區強大，但由於勞資衝突的尖銳，無產階級的生活地位卻趕不上它們。正因為這樣，地中海國家社會黨人表現出某種左傾色彩，普遍提出以反壟斷為主要內容的“結構改革”思想，並日益成為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和代表性特點之一。
以想象，兩大產業階級長期處於低經濟水平和高政治化程度的社會環境（參見第五章第一節），在有限的活動空間（受到非資本主義階級力量的限製）和匱乏的物質資源範圍內爭奪自己的階級利益，又加上“相信革命能解決一切”的曆史傳統，使方資之間缺乏緩衝的可能性。地中海國家的社會階級結構表現出明顯的極化特征，左右翼分化十分典型，並且，兩翼力量往往勢均力敵，誰也無法獨占統治地位。這樣，左右翼在社會變革問題上的巨大分歧，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導致激烈的社會動蕩或國內戰爭。丹麥左翼人士格爾特·彼得森認為，西北歐的左翼可以擬訂一種“漸進式的革命模式”，而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這些國家，“內戰式革命”的可能性則更大一些。在另一種情況下，階級結構的極化又很容易造成某種“第三勢力”以民族主義的麵目出現，奪取國家最高權力，使勞資兩大階級都屈從於它的統治。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葡萄牙和希臘的軍人專政，以及法國的戴高樂主義，都有這種特征。在勢均力敵的左右對峙中，共產黨長期作為無產階級的主要代表而存在，是無可爭議的左翼領袖。社會黨也屬於左翼陣營，但它同資產階級又有著較深的階級聯係和社會聯係，無法打出任何一麵鮮明的政治旗幟。而在極化特征明顯和政治化程度很高的地中海國家，如果階級結構不發生一些實質性的變化，這樣的黨派是注定沒有發展潛力的。社會黨在70年代以前長期得不到發展，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曆史發展的進程可以看出，社會黨人的成敗興衰決定性地取決於極端的左右兩翼相互鬥爭的烈度及其力量的消長：或者某一翼在決鬥中遭重創，由社會黨取而代之，與另一翼相抗衡；或者兩翼俱傷，社會黨坐收漁翁之利；或者是兩翼妥協，社會黨作為權力仲裁人榮登執政寶座。但這種地位很難說是穩定的，因為左右兩翼的拔河賽隻要纜繩不斷，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中界點的僵持是不會永恒的。達尼埃爾就曾認為，密特朗的成功正是因為他在大革命所造成的進步和保守截然分野的社會環境中“恰好代表著兩個法國；他從一個法國轉到另一個法國；他經常往返於兩個法國之間；他終於成為體現法國特性的各種流派的一個變動不定的綜合點”。但是他若想長久地掌握政權，他隻有在“共產黨的影響基本上消失以後”，這種局麵的到來又談何容易。所以莫魯瓦說了一句頗耐人尋味的話：“1981年意味的不一定是左派的勝利，它首先是右派的失敗。”那麼，如果右派重新勝利之後呢？意大利社會黨能以10%左右的選票長期參政，直至出任政府總理，自然是得力於它高超的平衡術技巧，而一旦左邊的共產黨自己改良主義化，成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員之後，社會黨自身的存在也就無足輕重了。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葡萄牙社會黨在80年代的煊赫戰績，在很大程度上則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同右翼政黨在相互鬥爭中兩敗俱傷的結果（參見本節第三題：政黨體製）。因此，以兩大產業階級的對抗為主體而形成的激進極化的階級結構，可以看作是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如此的最直接、最關鍵的根源。不管是它力量的消長，還是它形象的模鑄，莫不與此有著最深厚的淵源。
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向內陸地區。由於內陸國家在自己獨特的經濟發展道路和政治民主化進程中，封建地主階級長期占據著國家的統治地位，兩大產業階級的力量相對弱小。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王朝政府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采取了拉攏、牽製和局壓的所謂“大棒加黃油”的政策，給資產階級以自由貿易的權利，給無產階級以相對充分的社會福利保障；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又由於自身的軟弱而不得不把王朝政府視為相互鬥爭的一種依賴，德國資產階級“把普魯士政府看成是它反對工人的救星”，深受拉薩爾主義影響的德國無產階級也一度把容克國家當作“反資本主義的主要工具”。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內陸地區的兩大產業階級事實上都沒有擺脫王朝勢力的控製，彼此之間的爭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並不具備太實質性的意義，反而倒是類似於王朝政府一左一右的兩個拳頭，對抗以大腦（王朝政府）為中介，並最終從屬於大腦。
那麼，又如何解釋德意誌地區的勞工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呢？
可以說，這主要是由於德國統一之後飛速發展的工業經濟和迅猛壯大的產業無產階級為勞工運動的開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物質前提，而俾斯麥的非常法又從反麵推動了工人組織力量的發展和階級意識的自覺。但是，由於小資產階級成分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異常迅速的擴大而導致的勞工運動分裂化和改良化傾向，則無助於改變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對軟弱狀態，它對王朝國家的依附心理並沒有減弱。1914年強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投票讚成政府的軍事預算，心甘情願地把轟轟烈烈的勞工運動綁於國家的戰車之上，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資產階級也一樣，盡管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騰飛，自己的力量已大大增強，但它與封建地主經濟和容克國家資本所具有的千絲萬縷的聯係，決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同王朝勢力分庭抗禮。並且，國家權力的保護使新興的資產階級有一種踏實的安全感，既有利於它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又使它免於在勞工運動的衝擊下擔驚受怕。何況，王朝政府不斷進行的自由主義改革事實上也不斷地滿足著要求並不太高的資產階級的政治願望。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曇花一現的“魏瑪民主”和“維也納共和”事實上都是停留在口頭或憲法文本上的東西，封建專製勢力陰魂不散，在經濟、政治和國防領域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資產階級由於依附舊勢力和外國資本而在社會變革方麵無所作為，無產階級則分別在共產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兩麵旗幟下分裂內鬥。法西斯勢力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下，利用民主力量的不和，憑借舊勢力的強大，先是迎合中小資產階級和部分職員、市民的激進主義情緒，繼而又同大金融工業資本聯姻，終於把德意誌民族和整個世界拖入毀滅性的深淵。這在內陸地區勞資兩大階級的發展史及彼此關係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為戰後兩大階級的妥協共處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及戰後初期任人宰割的現實處境，使德國和奧地利兩大產業階級的狀況和結構發生了十分重大的變化。這首先表現在資產階級方麵，與國家權力和軍火工業相聯係的壟斷資本受到重創，大財團基本上全部崩潰。在戰後很長一段時期內，兩國的資產階級隊伍中大資產者都極少，而以中小資產者為主。因此，工業資產階級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政治代表，而是同其他相對保守的階層共同集中在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的旗幟之下。這使得內陸國家的政治結構出現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同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共同主宰的局麵，兩者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經常聯盟和妥協。政府具有較大的權威，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和控製較其他歐洲國家為強。與此同時，隨著聯邦德國和奧地利“經濟奇跡”的出現，資本的集中和壟斷有所發展，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增強，但這種增強的力量被妥協有力的政治結構所吸收，並沒有衍變為對工人的強化控製。在資本和勞動之間形成並日益鞏固的“共同決定”製度，成為國家平衡勞資力量的一個重要手段。它使勞方和資方都把自己的企業能否在國際國內市場上保持強有力的競爭地位“作為最優先的考慮，作為他們計劃中壓倒一切的目標”，勞資矛盾便被掩蓋在這一目標之下了。因此，美國著名管理學專家彼得·德魯克認為，德國人成功的真正秘訣“既不是文化因素也不是政府因素，而是企業政策”。日本學者服部英太郎對此作了更直接的分析，他說：“根據社會自治原則的勞資共同決定權”是“國家本身一方麵采取推進工會的手段，另一方麵又采取把工會組織到國家機構之中使其為國家目的服務的手段，以至於成為社會體製的核心”。
當然，以共決製為核心的勞資關係（在奧地利為“社會夥伴關係”）得以在德意誌國家確立並鞏固下來，除了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態度和策略以外，也是與戰後內陸地區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狀況分不開的。在戰後初期至60年代經濟恢複和粗放式擴大再生產階段，產業工人供不應求，無產階級絕對人數不斷上升，但由於同期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激增，產業工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反而有所下降。6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從穩步增長和集約式擴大再生產到基本停滯和出現“結構性危機”，產業工人的絕對人數也開始下降，進而（1982年）在依附勞動者中失去絕對多數。與此同時，他們和其他社會成員一樣，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獲得了極大的提高。於是，工業無產階級因人數的減少而削弱了對社會麵貌的影響力，因物質條件的改善而冷漠了政治觀的革命性，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趨向於對自己現實地位的理性改善，絕大多數無產階級成員由此成為議會民主和改良主義的信奉者，一度強大的共產黨力量便逐漸地消失了。也就是說，主張運用階級鬥爭的方式徹底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工人越來越少，完全滿足於現狀的工人也是少數，大多數工人一方麵對戰後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感到滿意，另一方麵又對現存製度中存在的許多不公正現象感到不平，因而主張在不觸動現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前提下，通過改革和限製大資本的權力，增加工人或工會在生產過程中的分量，來實現更多的社會公正。這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戰後以來所共有的現象和趨勢，同時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哲學。不過，在階級結構極化明顯的地中海社會裏，無產階級的心理定勢更容易向左擺動，傾向於對資產階級政府尋求一種溫和的左翼替代，而不可能同資產階級形成穩定有效的共決秩序；在兩大產業階級同步發展的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則由於兩大產業階級的政治代言人輪流執政而缺乏一個持續有力的政府進行宏觀調節，無產階級權利的擴大及其對資產階級的製衡隻能通過不斷擴大的社會福利來表現；隻有在內陸國家，由於戰後初期衰微的國際地位和百廢待興的社會局麵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政府，而遭到削弱的兩大產業階級也由於麵臨共同的民族複興大業而不得不進行多方麵的合作並忍受政府對自己的管理（德意誌民族本來就具有服從的天性），這才使勞資共決作為德意誌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得以製度化，並進而成為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核心內容，盡管共決法案最早是由非社會民主黨政府通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