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戈爾巴喬夫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80年代後期蘇聯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化的思想產物，是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在蘇聯的變種。它的出現既說明了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與影響，也反映了蘇共曆史上的改良主義思潮在80年代末的某種程度的複活。這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模式來討論，同下一節的“亞非拉民主社會主義”一樣，其參照係都是整個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因而與前文的模式比較不屬於同一層次，而僅僅是從模式的角度反映民主社會主義的一種世界性拓展。
一、思想理論淵源
從深遠的曆史背景著眼，“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國際後期的國際性修正主義思潮和俄國社會主義史上長期存在的孟什維克主義。但分析具體的思想理論淵源，學術界一般集中於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和東歐國家的改革嚐試。
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了三個“新論點”。其一，列寧關於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其二，戰爭並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其三，赫魯曉夫幾乎再述了第二國際和平過渡的思想。他提出，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隻要把勞動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力量團結到自己的周圍，並且給那些不能夠放棄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協的政策的機會主義分子以堅決的回擊，就有可能擊敗反動的反人民的勢力，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並且使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變成真正代表人民意誌的工具。在1961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又提出，蘇聯的國家是全民的國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共產黨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民黨。在當時情況下，雖然赫魯曉夫是把這些問題與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聯係起來考慮的，但其論點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也是很明顯的。赫魯曉夫的通過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依靠“全民黨、全民國家，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這一整套思想的提出，一方麵與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主義有曆史的淵源關係，另一方麵又成了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直接來源。
當代民主社會主義也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直接思想來源。社會黨國際成立後，不斷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輸出它的一整套“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從198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提出要與東方接近，主張“隻有接近才能有演變”之後，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更是向蘇聯及東歐集團發起了頻頻的攻勢。隨著“新東方政策”的製定和實施，西歐民主社會主義以各種方式滲透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蘇共雖然強調在與西歐的接觸中要批判社會黨的改良主義，但從80年代開始，由於蘇聯經濟困難重重，加之西歐社會黨人“富裕”、“民主”的福利國家模式對蘇共產生的“向心力”，蘇共漸漸放鬆了對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抵製。自80年代中期起，蘇共與西歐社會黨的接觸愈來愈頻繁，關係也日益密切。蘇共不但在理論上越來越靠近西歐社會黨，而且在實踐中也提出要以西歐社會黨人的模式為榜樣。1986年後，戈爾巴喬夫多次提出要“革新意識形態”，聲稱在實踐上“要學習瑞典社會民主黨人的經驗”。戈爾巴喬夫還說，蘇共與社會黨人之間的鴻溝已不複存在，蘇共要全麵從社會黨人那裏“取經”。可見，西歐民主社會主義也是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直接來源。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言：“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常常是同共產主義學說的吸引力進行鬥爭和為共產主義模式提供另一種民主選擇的最有效方法。”
我們在研究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來源時，很可能會忽略戈爾巴喬夫理論的又一個重要來源——東歐國家帶有民主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嚐試。戰後以來，東歐諸國一直存在著一種試圖擺脫蘇聯經濟建設模式，走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的道路的思想傾向，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均是這種傾向的某種反映。加之文化和地緣政治的原因，東歐共產黨人在改良主義的道路上遠遠走在蘇共的前麵。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國內推行的改革正是與東歐的改良主義思潮遙相呼應的。1988年6月，在蘇共第十九次非常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明確表示，希望從匈牙利得到改革的啟示；甚至在1987年，戈爾巴喬夫就開始考慮“杜布切克改革的意義”。是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了布拉格，當西方記者問到戈爾巴喬夫，他與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亞曆山大·杜布切克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是什麼時，戈爾巴喬夫的發言人納季，格拉西莫夫的回答是他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19年。可見，戈爾巴喬夫理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受了東歐同誌的啟發”。早在I968年，杜布切克就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綱領性文件《行動綱領》中，提出了“具有人道麵貌的社會主義”的各項政策。《行動綱領》闡述了捷共新領導人所提倡的思想，這些思想主張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經濟分散化，主張全麵開放意識形態和徹底否定斯大林主義，表現出了明顯的民主社會主義傾向。當時，蘇聯指責這些主張是“右傾修正主義”，是為“退回到資本主義和脫離華沙條約6織鋪平道路”。然而，事過境遷，到了80年代末，蘇共又開始考慮東歐事件的曆史啟迪。如果把戈爾巴喬夫在80年代末的觀點與蘇聯曾指責的杜布切克的“具有人道麵貌的社會主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具有人道麵貌的社會主義”與“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兩者之間頗為一致。
二、形成過程及實驗後果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後，在中央四月全會上提出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首次表示要通過改革使蘇聯達到一個“新的質態”。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大，認可了“加速戰略”，通過了《蘇共綱領新修訂本》，認為自治是社會主義固有的一種形式。社會主義人民自治被蘇共新黨綱確立為改革的新思想，它可以說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之萌芽。
蘇共二十七大後，確立了重點推行經濟改革的總方針，但在實踐中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戈爾巴喬夫認為在蘇聯存在著嚴重的“阻礙機製”，要想消除它，就必須從思想上探尋新思路，推行“真正的革命”。從1987年初開始，戈爾巴喬夫在一係列講話中使“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進一步顯露端倪。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說：“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麵，使社會主義具有最現代化的組織形式”，並進一步說“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此後，戈爾巴喬夫在一係列講話中，不斷發展這一思想。他認為，改革的實質就是“更多一些社會主義”，而沒有真正的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改革首先要發揚民主，其次要把“人的利益和人道主義的價值”重視起來，要在民主的基礎上體現人道主義價值觀。戈爾巴喬夫的上述講話已經較為清楚地勾畫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基本輪廓。
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出版了他“沉思良久”的《改革與新思維》，該書綜合並發展了戈爾巴喬夫幾年來一係列報告和講話中的思想。該書通過對蘇聯70年曆史的回顧，批判了斯大林時期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錯誤，聲稱在蘇聯存在著改革難以推進的“障礙機製”和“異化”現象，強調必須對社會主義進行“革命性變革”。在書中，戈爾巴喬夫用“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等思想取代了蘇共二十七大提出的“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目標。同時，戈爾巴喬夫還提出了對外關係上的“新思維”。他第一次把道德、倫理看成是國際政治的基礎，提出了“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國際關係人道主義化”。戈爾巴喬夫認為，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不能再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一切。他認為，列寧的一些政治口號已經過時，蘇共必須尋求革新中的理論。上述觀點構成了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核心。
在戈爾巴喬夫拋出《改革與新思維》後，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不斷趨於成熟。1988年，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標誌著蘇共改革進程的一個轉折點。會議把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化視為是蘇共的三個新原則，同時認為，是否能實現“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是政治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在這次重要會議上，戈爾巴喬夫第一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他強調，改革的目標就是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扭曲變形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