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的抵抗鬥爭及其與德國共產黨的關係
布拉格流亡執委會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宣傳工作，反映德國工人階級的呼聲，向世界披露德國真相，為國內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籌措經費，提供宣傳品。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流亡執委會在出版報刊、印製宣傳品的同時，在德國鄰國境內組建了邊境秘書處網。
因為社會民主黨在納粹政府沒收其財產以前就已經成功地將一部分財產轉移到國外，所以流亡執委會的活動擁有一定的物質保證。布拉格流亡執委會擁有自己的財產，又有蘇台德地區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的積極幫助，所以很快在國外建立起了自己的印刷廠，從而使其出版報刊、印刷傳單和宣傳品等工作得到保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流亡執委會先後在布拉格、巴黎和卡爾斯巴特等地出版了《新前進報》、《社會主義行動報》、《社會主義雜誌》、《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德國報告》（自1937年起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報告》）、《消息報》等5種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新前進報》。它自1933年6月18日創刊起，每周出版一期，1936年每期的平均印數是4，300份。除了出版報刊以外，布拉格流亡執委會還根據形勢的需要印製了大量的宣傳品和傳單。例如，在1934年8月19日的公民表決之前，流亡執委會印製了《告德國人民書！》以及《天主教徒們！》、《希特勒——歐洲的頭號公敵！》等傳單。反法西斯主義者在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散發的《我們呼喚世界青年！》這份傳單就是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印製的。
為了同國內的社會民主黨反法西斯抵抗組織進行聯係，溝通信息，流亡執委會在德國鄰國的邊境附近建立了邊境秘書處網。在德國的7個鄰國共建立了16個邊境秘書處，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有6個，波蘭、比利時、法國和瑞士各有兩個，丹麥和盧森堡各有1個。流亡執委會根據每個邊境秘書處所處的地理位置對它們的工作做了明確分工。流亡執委會將布拉格作為活動基地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能夠容忍抵抗運動，而且與德國的巴伐利亞、圖林根、薩克森和西裏西亞等許多地區接壤，從這些地區又可以到達工人人口稠密的德國中部地區和上西裏西亞工業區。
邊境秘書處是流亡執委會與國內社會民主黨抵抗組織和黨員保持聯係的重要途徑。它們負有雙重任務，一方麵，將流亡執委會的文件、報刊、宣傳材料等印刷品通過秘密渠道轉送到國內社會民主黨抵抗組織和黨員手中，由它們在群眾中散發。除一般的文件和報刊外，它們還曾散發格哈德·澤格撰寫的關於他在奧拉尼恩堡集中營經曆的小冊子以及1934年出版的關於第三帝國集中營的資料彙編。另一方麵，邊境秘書處又是情報中心，它們收集來自德國國內的各種情報，報告給布拉格流亡執委會。流亡執委會根據這些情報評估自己的政治措施，采取相應的對策，並根據形勢的需要將這些情報在內部傳達或公諸於世。
邊境秘書處由布拉格流亡執委會直接領導，其工作人員都是來自所在秘書處直接負責的地區的積極可靠的社會民主黨骨幹。他們將所負責地區的社會民主黨組織組織起來，建立了發行網，散發秘密運入德國的文件和宣傳材料。由於發行網在1935年和1936年的大搜捕中幾乎全部被摧毀，因此邊境秘書處工作人員開始親自承擔運送和散發任務。他們打扮成商人，帶著有偽裝的宣傳材料越過邊境進行散發。但是，隨著納粹恐怖的加劇，邊境檢査越來越嚴，從而給邊境秘書處的工作帶來了更大的困難。
為了將報刊和宣傳材料及時送到國內反法西斯主義者手中，流亡執委會還與埃多·菲門斯領導的設在阿姆斯特丹的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建立了聯係，利用國際貨運列車、遠洋運輸船隊和內河運輸船隊運送宣傳材料。同時還對宣傳材料進行偽裝，許多宣傳材料，從封麵和前幾頁看完全是商品廣告或宗教宣傳品，中間則是政治性文章。《布拉格宣言》的封麵上印的就是《自我剃須藝術》。《新前進報》則是用小型字典紙印刷的。在德國為流亡執委會散發材料和提供情報的不僅有社會民主黨組織，而且還有漢堡、基爾和盧卑克等城市的運輸工人、碼頭工人和海員。其中有不少人因此而被捕。
布拉格流亡執委會的宣傳活動是第三帝國初期反法西斯抵抗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1935年初，《社會主義行動報》每期約在德國散發500—1500份，約有6000—12000名讀者。此外，1935年至1936年，反法西斯主義者每年在德國散發的傳單約有16O萬份》1937年約有的萬份。但蓋世太保認為，其中70%是由德國共產黨散發的，其餘的是由社會民主黨以及與之相接近的組織散發的。
社會民主黨領袖並沒有因為社會民主黨遭到與德國共產黨相詞的命運而放棄其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所奉行的敵視德國共產黨的玻策。他們始終堅決拒絕同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和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布拉格宣言雖然號召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但宣言既沒有提出具體設想，流亡執委會也沒有實際行動，而且社會民主黨領袖很快就背棄了布拉格宣言。
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早在共產國際七大和布魯塞爾代表會以前就曾向布拉格流亡執委會提出過舉行談判和采取共同行動的建議。在1935年工廣信任委員會選舉以前，德共中央委員會於2月11日向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建議號召兩黨黨員共同提出工人候選人，就選舉口號和策略問題達成協議。德共中央委員會的這一建議被流亡執委會以反對參加選舉為由而拒絕。1935年上半年，德共中央委員會曾於2月、4月和6月三次向布拉格流亡執委會提出關於共同行動的建議，直到8月6日布拉格流亡執委會才與德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名代表舉行關於在流亡國家召開共同會議的談判。
1935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根據已經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向各國共產黨提出了新的策略轉變。決議認為法西斯得逞的原因是工人階級被分裂，所以國際工人運動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德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精神於1935年10月在莫斯科附近召開代表會議。為了迷惑敵人，宣稱這次會議是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所以史稱“布魯塞爾會議”。會議做出了爭取實現德國工人階級統一行動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決議。德國共產黨對自己的錯誤和缺點，尤其是宗派主義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德共決議認為，在法西斯統治下，社會民主黨已不再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任何將統一戰線視為擴大德國共產黨隊伍的行動或揭露社會民主黨領袖的機會的企圖都是錯誤的。
布魯塞爾代表會議以後，德共中央委員會於11月10日寫信給布拉格流亡執委會，詳細闡述了布魯塞爾會議提出的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議，並建議號召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組織、幹部和黨員共同協商反法西斯鬥爭的主要任務和共同行動，希望達成關於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共同行動、反對物價上漲和反對希特勒戰爭政策的協定。布魯塞爾代表會議關於實現工人階級統一行動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決議在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內引起了不同的反應。施坦普菲爾、福格爾、赫茨、希法亭和考茨基等人改變了以往對德國共產黨的建議置之不理的態度，主張采取比較靈活的政策，以適當的方式同德國共產黨進行談判。蓋爾、林耐爾、韋爾斯和奧倫豪埃爾等人則始終拒絕同德國共產黨進行任何談判。最後，兩黨代表於1935年11月23日在布拉格舉行談判。從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關係的曆史來看，這次談判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是自1922年為反對拉特瑙謀殺案而采取共同行動以來兩黨代表第一次共同坐在談判桌前。
在談判期間，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弗蘭茨·達勒姆和瓦爾特·烏布利希向流亡執委會的代表施坦普菲爾和福格爾介紹了德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反法西斯鬥爭的道路和目標的看法以及布魯塞爾代表會議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決議。流亡執委會的代表雖然承認在德國人民各階層中間，尤其是在工人階級中間，形成推翻希特勒專政的共同意誌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務，但仍然拒絕了德國共產黨代表提出的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建議。德共代表在建議被拒絕以後準備簽署一項停止攻擊社會民主黨的協議，但也被流亡執委會的代表拒絕。其理由是德國共產黨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長達17年之久的攻擊使自己失去了任何信任。國內抵抗戰士反對兩黨達成協議。共同行動“將會給德國當權者提供一個求之不得的良機，讓布爾什維克的恐怖幽靈重新複活，認為社會民主黨已經轉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甚至將那些現在準備加入一個旗幟鮮明的社會民主黨的人驅向右翼”。
布拉格流亡執委會不僅自己拒絕與共產黨進行合作，而且還反對其他社會民主黨組織和黨員與共產黨進行合作。流亡執委會在1936年1月24日致全體邊境秘書處的通告信中指示它們不準與共產黨進行合作，設法讓社會民主黨人退出那些有共產黨人在其中活動的組織。對於擁護統一戰線的個人和組織，流亡執委會拒絕給予任何財政支持。
1939年1月德國共產黨伯爾尼代表會議後，德共中央委員會又向已遷往巴黎的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遞交了一份關於在反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和推翻希特勒政權的鬥爭中采取共同行動的建議。其主要內容是宣布希特勒的行為不符合德國人民的意願和委托；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希特勒政權關係到德意誌民族的切身利益；控告希特勒是戰犯；用一切手段和方法達到團結的目的在於推翻專政和重建和平。流亡執委會直到6月中旬才作出否定的反應。蓋爾、希法亭和施坦普菲爾等人在報刊上聲明，他們拒絕與共產黨進行合作的立場不變。
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方麵來看，主要有下列因素阻礙其與德國共產黨改善關係。
首先，對推翻希特勒專政的力量的看法不同。社會民主黨領袖認為，隻有依靠軍隊中的反對派和壟斷資本的某些集團才能推翻法西斯專政，因此他們同自己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盟友進行合作，同黑色陣線的領袖、著名法西斯主義者奧托·施特拉塞爾保持聯係。當希特勒從1938年開始將一些感到不可靠的將軍撤職以後，他們又試圖從外部尋找推翻希特勒專政的力量，認為隻有西方列強在戰爭中打敗希特勒才能推翻法西斯專政。德共則主張在蘇聯的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專政。
第二，對蘇聯的態度不同。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政策貫穿於流亡執委會的全部政策之中。韋爾斯1933年8月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巴黎國際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將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他說：“法西斯主義之路是肆無忌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也將是肆無忌憚的。我堅信，如果歐洲世界隻能在法西斯主義的德國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德國之間進行選擇的話，資本主義歐洲的幫助將屬於法西斯主義的德國，而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德國。”德國共產黨則堅決地站在蘇聯一邊，堅定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