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的前身是1917年由哥廷根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奧納特·內爾鬆創建的國際青年同盟。1925年改名為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約有300名成員，其中主要是職員、教師、知識分子和少量的工人。法西斯上台以後，流亡巴黎的維利《艾希勒領導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在國內組織成立了很多戰鬥小組。它們開始隻是散發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秘密運入德國的宣傳材料，不久以後就開始自己印刷傳單。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成員經常在一起討論政治問題，商討反法西斯口號。在柏林活動著一個由20—25人組成的組織，其成員大部分都是年輕人，領導人是中學教師尤利馬斯·菲利普森。在不來梅、漢堡、科隆、馬格德堡等城市也有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的組織在活動，而且個別組織還同共產黨進行合作。1935年夏天和秋天，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的組織大部分被破獲，很多成員被捕。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的傳單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在文章末尾印有一個懸掛在絞刑架上的納粹黨的卐字徽章。1936年以後，未被破獲的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組織繼續編寫和印製傳單，譴責法西斯的戰爭政策，揭露戰爭危險，為支持西班牙反法西斯鬥爭募捐，並與德國共產黨交換反法西斯宣傳材料。在德國西部地區，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的組織還與進行反法西斯活動的鐵路工人工會會員建立了聯係。1936—1938年，奧格斯堡、柏林、不來梅、法蘭克福（美茵河畔）、漢堡、漢諾威和科隆等城市的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組織全部被蓋世太保破獲，其成員被捕。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在國內所進行的有組織的抵抗從此結束。
由反對派社會民主黨人組成的紅色戰士既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反對德國共產黨，但同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和社會主義工人黨保持著聯係。1936年，紅色戰士組織的領導之間發生了權力之爭，從而導致組織分裂。1936年底和1937年初，蓋世太保在柏林、德累斯頓、杜塞爾多夫、埃森、漢堡和斯圖加特等城市逮捕了約150名紅色戰士成員，紅色戰士組織被徹底摧毀。
這些從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的組織，雖然擁有明確的反法西斯鬥爭目標，但由於更多地是在糾纏內部組織問題，常常進行毫無結果的爭論，甚至導致組織分裂，所以，它們的反法西斯鬥爭受到很大的限製。
以青年社會民主黨人為主體組成的紅色突擊隊、社會主義陣線和勞動解放社等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的活動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3—1935年在柏林地區活動的紅色突擊隊是一個十分龐雜的組織。其領導人和成員主要來自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帝國旗幟團、工會組織和知識分子團體以及其他無產階級組織，目的是要組織一批將來能夠領導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精英分子。1933年5月他們在報紙上公開提出的口號是：“我們要為真正的統一戰線而鬥爭！我們要為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我們要為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紅色突擊隊的下屬組織一般由3—10人組成，分布在柏林各個地方。它還擁有自己的《紅色突擊隊報》。1933年11月，每期印數為4，000—5，000份。紅色突擊隊雖然既反對德國共產黨，也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但他們曾於1933年秋天同流亡執委會進行聯係，並在1935年2月至3月的一份備忘錄中將經過軍人專政達到魏瑪式的聯合作為奮鬥目標。同時他們還試圖與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托洛茨基分子取得一致意見。紅色突擊隊同比勒菲爾德、德累斯頓、哈勒、漢堡、萊比錫等城市的社會民主黨抵抗組織都建立了聯係。在1935年的大搜捕中，紅色突擊隊組織被蓋世太保摧毀。
維爾納·布魯門貝格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線擁有3，000名骨幹分子，主要在漢諾威地區活動。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社會主義陣線就已經轉入地下，做好了開展抵抗鬥爭的準備。社會主義陣線在其機關報《社會主義陣線報》創刊號上分析了法西斯專政，提出了反法西斯鬥爭的任務和目標，認為“希待勒專政的垮台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終結，為社會主義開辟道路。希特勒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不能通過部分工人暴動而隻能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推翻，它帶給我們的不是能夠在其基礎上生長法西斯毒草的民主，而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工人階級統治”。因此社會主義陣線的任務是“在被壓迫的時期裏聚集德國工人階級”。因為將來號召工人階級進行最後鬥爭的既不是社會民主黨，也不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工人黨，而是這些黨裏的精英分子，所以社會主義陣線要為“這種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為社會主義勝利運動創造條件”。社會主義陣線的主要活動是散發和郵寄自己的報紙和傳單，開展宣傳工作，吸收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加入自己的組織。1936年，大批社會主義陣線成員由於叛徒的告密而被捕，並於1937年對200多名被捕者進行了公開審判，處以重刑。
除紅色突擊隊和社會主義陣線以外，類似的反法西斯抵抗組織還有在圖林根地區活動的勞動解放社，以及在其他城市活動的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和帝國旗幟團的組織。它們的主要活動是印製和散發反法西斯傳單，為受到迫害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家屬進行募捐。
紅色突擊隊、社會主義陣線和勞動解放社這些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由於它們拒絕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向它們提出的承認其對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和執行其政策的要求，一般也不願意同共產覺人進行合作，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地開展反法西斯鬥爭，從而使它們的活動在內容和範圍上受到很大的限製。
四 社會民主黨抵抗鬥爭的曆史評價
德國社會民主黨1933年至1938年的抵抗鬥爭不僅沒有能夠阻止希特勒法西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使自己遭受了很大損失。抵抗鬥爭的規模日益縮小。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德國社會民主黨抵抗鬥爭的曆史作用和地位。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抵抗鬥爭是德國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西斯專政在德國建立以後，幾乎所有階級和階層都有代表參加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從職業上看，他們之中有工人、職員、農民、知識分子和中等階層以及資產階級。從世界觀和政治立場來看，他們之中有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和工會會員、宗教界人士、和平主義者以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但是，隻有德國工人階級從希特勒專政建立的第一天起就積極和自覺地參加了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其他階級和階層的代表則是後來才加入進來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這兩大工人階級政黨在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等一係列問題上雖然存在著原則分歧，但在推翻法西斯專製統治和建立一個民主的德國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兩大工人階級政黨都為此付出了重大犧牲，從而成為德國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中流砥柱。從蓋世太保關於非法活動的形勢報告來看，蓋世太保首先關注的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抵抗運動。
德國社會民主黨反法西斯抵抗鬥爭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付出了重大犧牲。法西斯政權的恐怖統治是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所麵臨的最大困難。蓋世太保的監視網滲透到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到30年代中期，最早成立的社會民主黨抵抗組織大部分被破獲，並根據《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反對政治騷動法令》和《防禦對振興民族的政府發起陰謀進攻的法令》等法令，對被捕的社會民主黨人處以嚴刑。法西斯上台初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主要是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其中包栝前國會議長保羅·勒貝、庫爾特·舒馬赫等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在1933年至1939年的反法西斯抵抗鬥爭中，究竟有多少社會民主黨人被捕，很難確切統計。僅在1936年至1938年這3年中，就有2，828名社會民主黨人被捕。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始終堅持以自由和社會主義為奮鬥目標。韋爾斯早在1933年3月23日反對授權法的演講中就宣布：“在這有若曆史意義的時刻，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莊嚴聲明要維護人道和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原則。”韋爾斯的發言因此而得到很高的評價。《布拉格宣言》以擁護“人類偉大而不朽的思想”作為它的結朿語：“我們不願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生活。我們要為自由而戰，為沒有階級統治的自由而戰，直到消滅一切人剝削人和人統治人的現象為止……通過自由走向社會主義，通過社會主義走向自由！”流亡執委會在題為《擁護德國，反對希特勒！》的號召書中聲明：“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沒有聯合、出版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就沒有自由抉擇。”流亡執委會在1938年9月戰爭迫在眉睫的情況下發表的《告德國人民書》中號召德國人民為“自由而戰！”
德國社會民主黨抵抗鬥爭始終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的意見分歧由來已久。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等組織就是意見分歧的產物。法西斯上台以後，不僅黨內舊的分歧沒有消除，而且又出現了新的矛盾。在分析法西斯獲勝的原因和社會民主黨失敗的教訓時，黨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鬥爭的形式等一係列問題上也難以取得一致意見。這些原因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各派組織無法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團結起來。從客觀上看，由於蓋世太保對郵件、電話、電報等通訊工具進行檢查，反法西斯主義者也難以保持固定的聯係。
誠然，德國社會民主黨反法西斯抵抗鬥爭既不可能阻止戰爭的爆發，也不可能推翻希特勒政權，但是，它所進行的宣傳工作不僅體現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堅強的鬥誌，而且也使不少德國人受到教育和啟發，認清了法西斯政權的本質，了解了法西斯恐怖的真相，堅定了必勝的信心。他們所做的援助工作使不少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免遭法西斯政權的迫害。所以，雖然不能過高地估計德國社會民主黨抵抗鬥爭的功績，但也不能否認它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曆史作用。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39—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