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4月2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希特勒軍隊入侵丹麥、挪威發表的聲明中說：“我們滿懷憤怒地看到，由於這次軍事進攻，摧毀了自甶的人民在和平建設中的創造。我們震驚地看到，由於這一新的罪行，德國人民的名譽又一次蒙受恥辱。我們向德國人民說，進攻丹麥和挪威是一種卑鄙的暴力行動。”
聲明最後呼籲德國人民：“德國的幸福與未來要求你們違抗令，進行反抗，與政府的罪惡行徑進行鬥爭！你們要起來為了自由而戰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右翼力量始終拒絕與德國共產黨合作，把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共產國際都視為敵對的異己力量。
大戰前夕，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簽定了有效期為十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關於這個條約的聲明中，攻擊條約的簽字是蘇聯與希特勒之間“進行的一場賭博”，是“在極其危險時刻對和平事業的背叛”。聲明誇耀：“德國社會民主黨對待蘇聯政策所持的獨立自主立場不斷地得到驗證，他們強烈譴責蘇聯對歐洲和平、自由的打擊。他們重申為了推翻希特勒專政、創造一個和平的歐洲，要盡一切力量繼續這場鬥爭，要為了自由與和平而鬥爭。”
聲明接著攻擊德國共產黨“象共產國際其它支部一樣，把這個毀滅性條約的簽署作為斯大林的一個偉大功績來慶賀。這再一次證明，他們除了作斯大林專政在國外的對外政策宣傳工具之外，沒有其它任務。”聲明最後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與在德國活動的黨的信托人觀點一致。在過去的年代中，他們不斷拒絕同共產黨人合作。現在，鑒於斯大林的背叛所形成的國際形勢，鑒於德國共產黨領導有失體麵的立場，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拒絕同德國共產黨實現任何聯合或者在有德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組織內進行合作。它提醒所有黨員，他們應以同樣的精神行事。”
流亡執委會的右翼領導混淆無產階級專政與法西斯專政的原則區別，把蘇聯與法西斯德國的社會政治製度統稱為“極權主義”而加以反對。他們把粉碎希特勒暴政的希望完全寄托到西方英法等資本主義大國對法西斯德國的軍事勝利上。他們認為英國和法國“現在是捍衛人權和文明發展的先鋒戰士”。施坦普菲爾聲稱蘇聯和希特勒德國一樣，都應對戰爭的爆發承擔責任。希法亭則毫不掩飾地宣稱，戰爭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引起來的。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家一樣，都是不希望戰爭的。他寫道：“英國、法國對希特勒的勝利將是民主派對主要極權國家的勝利……我們深知戰爭的意義，因此我們毫無保留、毫不遲疑地謀求英國和法國的勝利。”庫爾特·蓋爾公開宣布，在法西斯專政推翻以後，無論建立什麼樣的政府它都必須成為一道反蘇的防線。他們要求建立一個“擺脫布爾什維主義的德國”，恢複類似魏瑪共和國的政治製度。因此，他們堅決反對德國共產黨人積極主張的建立反法西斯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鬥爭。
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的方針受到黨內左派小組不同程度的反對。“新開端”的國外局堅決反對無條件支持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在阿根廷、荷蘭、法國流亡的一些社會民主黨小組，例如奧古斯特·西姆森在布宜諾斯埃利斯領導的小組，以及阿爾弗萊德·莫澤爾在荷蘭領導的小組都表示拒絕接受黨執委會的路線，而與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反共蠱惑劃清界限。他們認為，“戰爭是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的產物，它是由於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所引起的”，他們強調：要看到，參加這場反法西斯鬥爭的西方大國集團對自由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有著與我們完全不同的目標，甚至這些西方大國並不想“進行一場真正的反法西斯戰爭”。一些富於遠見的人指出，如果對英法兩國的軍事實力抱過高的希望，那麼再度興起的德國工人運動隻能充當資產階級的附庸。
這些反對派小組在批判流亡執委會全力依靠英法資本主義大國政策的同時，對社會主義蘇聯也采取了一種批判的立場。1939年12月初，“新開端”國外局在其出版的《社會民主新聞通訊》中寫道：“在紅軍刺刀下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反對在推翻德國法西斯以後，通過西方的幹涉建立一個新的反動軍事統治政府，或者肢解德國。但我們也同樣堅決地反對東方的幹涉，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使我們被迫繼承俄國的落後性和布爾什維克專政的僵化模式。”
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無意組織群眾性的反法西斯鬥爭，由於黨內意見分歧和國內外聯係的隔絕，尚在德國國內的社會民主黨基層幹部的反法西斯、反戰鬥爭不得不處於孤立、自發、各自為戰的狀態。
二 社會民主黨人的反戰鬥爭
戰爭爆發前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加強了對國內反法西斯力量的野蠻鎮壓，擴大了血腥的恐怖製度。據1939年4月10日在國外公布的一份蓋世太保的統計，當時在德國有162，734名政治犯被投入集中營，112，432名反法西斯主義者被判監禁，27，369人待審。9月3日，保安警察頭目賴因哈德·海德裏希向所有國家警察局的負責人頒布《戰時國家內部安全基本原則》，耍求“無情”地鎮壓任何反戰行動。逮捕“任何對德國人民的勝利表示懷疑，或者對戰爭的正義性提出疑問的人”。在9月20日發布的公告中，命令“殘酷無情”地懲治反法西斯主義者，特別是可以不通過法庭審理即可處決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以製止反法西斯運動。9月27日，在海德裏希的主持下，建立了帝國主要安全機構、臭名昭著的殺人恐怖中心——國家保安總署。它集中合並了所有法西斯鎮壓機構，協調它們的活動。新的辦公廳包括七個局，它的核心是蓋世太保（第四局）。隨著希特勒發動的戰爭一開始，蓋世太保逮捕了大量的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其它反法西斯戰士。
殘酷的政治環境、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瘋狂迫害使得成千上萬的社會民主黨人走上同德國共產黨人合作，並肩戰鬥的道路。在德國的各個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組成的戰鬥小組。
例如在柏林，早在1938年由60多名年輕的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徒和其它民主青年組織的成員組成了一個堅強的反法西斯戰鬥團體。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是年輕的共產黨員海因茨·卡佩爾，他在一家印刷所工作。在那裏，他聯合了原來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會員。他們共同印製反法西斯傳單。1939年9月9日深夜，這個組織的年輕戰士們在柏林散發了幾百份傳單《我向世界青年呼籲》。這個傳單揭露了希特勒的帝國主義戰爭目標，號召青年們起來堅決地同法西斯政府進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