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與城市化
發現了上海話的非同尋常的文化價值，進而發現了上海人魂係上海話，不知其他的上海籍讀者有何感想，我則是大大鬆了一口氣。從今往後，我可以放心大膽地宣布自己是上海人，而毋需有半點疑慮，一絲懦怯了。
當然，作為一個上海人，對僅僅肯定“上海人”不是個向隅虛構的幽靈的結論，還是不能感到滿足的。既然上海話作為一種文化存在意義那麼重大，難道上海人對它的生長發育沒有一點功勞？雖說方言的產生是許多客觀因素隅然湊合的結果，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但難道上海人隻是“出門摔一跤，撿個金元寶”的幸運兒？中英南京條約開辟為通商口岸的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以及先後淪為外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澳門，與上海的人文條件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什麼卻不見另有一種新方言脫穎而出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但若完全排除人的主觀能動性，恐怕也說不圓。我想，在方言的形成上，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體現，不是一些人的有意的追求、提倡，而是整個人群的特殊素質的潛在影響。方言是這個文化群落的特殊素質的一種表現形態。
上海人到底具備哪些特殊的素質呢？
我沒有對上海自開埠以來的方方麵麵人文景觀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隻能就幾十年耳濡目染之皮相發表一些隨感，以期拋磚引玉。
但我覺得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應該先強調一下“特殊素質”這一概念的規定性。我從有些文章或交談中看到、聽到的關於上海人種種特點（無論優缺點）的議論，似乎失之寬泛。不是說上海人身上沒有這些特點，而是這些特點也可能出現在廣州人、北京人、成都人乃至外國城市居民的身上，並非上海人所專有。這些特點的總和，構成了上海人的素質，也就是上海人目前的生存狀態與心理狀態。我在以後的篇什裏也會提到上海人某方麵的素質，但它們不是“特殊素質”，不是上海人得以與其他文化人群劃分出來的界線，不是上海人的文化價值的立足點。所以，第一步要把非特殊素質篩選出來。
譬如，常有人說上海人好看熱鬧，我在1981年寫過一篇微型小說《路口》，就描寫了其中的荒誕。“文革”中，幾個吃飽了飯沒事幹的知青，相約來到大馬路的十字路口，蹲在一個陰溝洞蓋旁往裏看。很快，後麵有人圍上來，問看什麼。他們說，一隻白老鼠。人越圍越多，他們悄悄地從人群內撤
出。在外麵兜了一大圈，回到那裏，見路口人山人海，還聽見圈子中央有人在喊：“出來了，頭露出來了！”寫到這裏，我本來的結尾是：“他們也不禁迷惑起來。”後來，編輯認為這樣寫，誇張得有些不太合情理，於是，我就改成一句感歎：“多麼偉大的愚蠢啊！”小說發表後，被多次選載、評論，說
明讀者對上海人身上這種近乎荒唐的特性是認可的。但後來我看到歐·亨利有個短篇，寫一對新婚夫婦上教堂去結婚，見門口有許多人圍著看熱鬧，便全身心地躋身其中，以致忘記了到教堂來的目的，由此可見，美國人愛看熱鬧絕不亞於上海人。以後據我觀察，有此種嗜好的也不限於城市居民。農民在公路邊的田裏耕耘，路上有汽車駛過，往往會自覺地拄著鋤頭柄，對汽車行好一陣注目禮，不需要有誰下口令。隻是農村地廣人稀，不像城市人看熱鬧容易形成氣候，造成聲勢。看熱鬧也許是人的天性，廣義地說，看電視新聞，聽廣播，看電視劇、電影、戲劇，都是看熱鬧。台灣的高速公路出了一起車禍，美國一個小城抓獲了一個販毒集團，管你什麼事，但大家照樣守在熒屏前看得津津有味，哪天不看會覺得少掉什麼似的。假想的“白老鼠”不過把平日散在各處的這種荒誕集中起來而已。但即使意識到這種“偉大的愚蠢”，一點也不會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到時候，人們依然興致勃勃、心甘情願地去看熱鬧，人們將這種生存狀態叫“消遣”或“娛樂”。沒有消遣和娛樂的生活是多麼枯燥、多麼可怕！所以，隻有看熱鬧的方式低級與高級的區別，愛看熱鬧是人之共性，是永恒的。隨著人的文娛生活的豐富，也就是隨著看熱鬧的方式的日益高級化、多樣化，低級的“看熱鬧”在人們生活中所占比重自然會顯得越來越少，從事低級“看熱鬧”的人自然會顯得越來越蠢。公路上車輛來往繁忙，在路旁耕作的農民就失去了抬頭觀看的興趣。在上海，近兩年一幢幢高樓像雨後春筍般地平地升起，有興趣湊在籬笆牆上看一兩個小時打樁、澆混凝土的“看熱鬧”愛好者就屈指可數了。我斷言，“白老鼠”的把戲再也引不來大批的閑人，因為圍觀高鼻子、藍眼珠的外國人的現象早也已在上海絕跡。這並不是說，上海人已經不再愛看熱鬧，愛趕浪頭了，但可以證明，愛看熱鬧，不是上海人的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