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新”式心態
我的一位朋友，到美國去了8年，拿到了綠卡，去年回來探親，順便看看能做什麼生意。他在上海呆了不久，就被人邀到毗鄰上海的某江南名城去考察一項房地產項目，回來後感慨良多。“算算他們就在上海旁邊，怎麼一點不懂生意經的！”他不無激動地說。（這位老兄20多年前在農場裏就是有名的“激動分子”，至今脾性不改。或許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也是培養這種激動脾氣的溫床，好萊塢電影裏的角色不是動不動要跺腳揮拳，大吼大叫嗎？比起他們來，他的激動還很文雅，很中國化。但在中國本土的人眼裏，譬如我，他是夠激動的。）“我到那裏一看，就知道他們被套牢了，這個工程
是討飯工程，垃圾項目。”他說，“你想，市中心最好的地段，造兩幢20層以上的高樓，投資隻有2000萬。這在上海最起碼2億。而且資金隻到了100萬，就開工了，打樁是按建30層高樓的標準打的。以後外方提出要修改圖紙，要加層，加層的利益都歸他們所有，他們賺得昏過去了。不同意，他們資金就不進來。他們又在合同中留下了口子，叫你吃不下吐不出。這種事擺在上海，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嘛！”
我對房產投資裏麵的奧妙一竅不通，所以不能判定那邊的中方人士是否在談判中犯了低級錯誤，更不能判定上海人是否肯定不會犯這樣的錯誤。我隻是告訴他，在他離開上海的8年中，我從報上看到，上海人在商場上被騙的事也不少。他聽了連連搖頭，說，你不懂，你不懂，你說的上海人受騙，都是小生意，幾十萬、幾百萬，可能的。像這樣的大項目，上海人是絕不會受騙上當的。上海人做生意的門檻，在國際上公認是一流的。
他抬出“國際”來，我自然無話可說。不過他的這番話倒引起我的一種想法，或許換個角度看，外商抱怨在上海生意難做，也並非隻是件壞事。對外商（包括港台商人）來說，最高興的當然是能讓他們的產品長驅直入，占領市場；能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高的利潤。對我方來說，不讓別人賺錢，
自然是不明智的，但如何在交易中使自己也能多多獲益，並且使本民族工業得到瑞雪的滋養而非嚴霜的摧殘，至少不致落入對方設下的圈套，不被不法商人詐騙去錢財，這也是做生意的題中之義。因此，衡量上海人在生意談判中是否“精明而不高明”，不應以某些外商（哪怕是表示對我國非常友好的）的意見為標尺，而應以這些項目產生的實際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為標準。從效益看，上海在引進資金、專利與項目等方麵在全國仍處於領先地位。上海人自然不應該驕傲，因為有幾十年與外國人打交道、做生意的經驗可作資本。然而，老戴著一頂“精明而不高明”的帽子，弄得上海人心裏很委屈，也不好。雖說鞭打快牛，響鼓要用重槌敲，用意在於激勵；就是提出這種意見的境外商人，難說都是從一己立場出發，不含有希望上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好意。但如果通過傳播媒介不適當的宣傳，使“精明而不高明”變成對上海人的一種蓋棺定論，竊以為對重振上海雄風不利。
身為上海人，這幾年也采訪過一些上海的企業家，我深感到上海人近些年之處境，頗有些像巴金小說《家》中的覺新。不是對新思想、新觀念缺乏熱情，心中也有許多關於未來的美好的憧憬、計劃，每有一顯身手之衝動，由於現實條件的束縛，更多地考慮到要挑起維護大家庭的重擔，所以麵臨選擇常采取循規蹈矩、步步為營的中下策，失去了“敢為天下先”的勇氣。例如，上海早些年對化妝品、飲料、食品等以國內為主要市場的消費品的外資或中外合資項目一概不予批準，理由是國家規定引進外資的項目，產品必須大部分返銷國外。及至外省市紛紛開禁，靠這些產品發了大財，上海在這方麵的政策才逐漸鬆動。又例如，在用回扣促銷已成為全國各地的經營活動中公開的秘密時，上海市工商管理等部門先是重申回扣為非法，以後才勉強允許有回扣，但回扣必須公開入帳，不能進小金庫，更不能個人私分。盡管在事實上這些規定已經被衝破，但作為法規條文並沒有修改，一旦風聲緊了，或東窗事發，就可以據此來和你算帳。因此，上海這些年判過一些貪汙受賄的經濟大案，按理說應該起到一點“殺雞嚇猴”的作用，但客觀效果，則是大多數的上海人，包括案犯所在單位的職工（不說他們的實際利益受到了侵害，就說從人的嫉妒的本性出發，他們也應義憤填膺，或感到大快人心），執法機關的辦案人員（他們在辦案過程中花費了大量的心血，與案犯進行智力與意誌的嚴酷較量），都對他們表示不同程度的惋惜與同情。理由之一，是這點數目放到外地去，什麼事也不會有。如果拿這點錢要判刑，外地的廠長、經理十個裏有九個要抓起來了。上海人大多數沒有在經商，沒有握有一定權力可以貪汙受賄，也沒有到外地的商海中去遊過泡過，但不知怎麼的，大家會達成一個共識，上海的官兒頭兒，比起外地的頭兒腦兒來，膽要小些，手要短些，心要平些。哪怕一分鍾前他還在大罵貪官汙吏，發誓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要把廠長、經理先打死；一分鍾後，打開電視，看到某副區長、某副局長、某廠長、某總經理，站在被告席上，麵目憔悴，語言支吾，威風掃地，聲淚俱下，他立刻會自覺地替受審的老爺、老板喊冤枉。我想，在這樣一種“本方烏鴉不太黑”的有點幼稚可笑的共識裏，上海人是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人格特點——安分守法投射到對象身上去了。為受審的“雞”們抱怨，即是為自己抱怨。因為人性中都帶有不安分的“猴”性，所以要用法來約束。中國人曆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若法網有疏密，人心就要生不平了。這兩年很流行一句話：“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這句話在上海就流傳不開。善於發明新名詞新句式的上海人，也沒有發明一句與此意義相近的話來自勉自勵，或許可以看出上海人雖然不得不承認這種現象，但不讚同，更不趨附。哪怕被人說“精明而不高明”也好，上海人還是穩紮穩打，不做出頭椽子。